在中国，人们不断断言“美国不敢军事干预”、“美国不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发动攻击”、“美国不敢挑起针对中国的核战争”，原因有很多。赞同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事实上，他们都没有抓住重点。
这些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它们的战略判断是不同战略决策的基础。非对称反击、平等反击、极端反击、镜头动作都是反击。只有准确的战略判断，才能成为有效的战略对策。
在理想世界中，战略判断是建立在可靠情报的基础上的，但可靠情报可用但不被追捧，白宫战情室没有中国的位置。理性推理可以根据双方的实力和情况、得失、朋友圈子和敌人的圈子、历史行为等方面的比较来判断对方的意图，但这最终是一种基于主观判断的主观判断。经验。
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判断日本愿意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但因为美国太强大而不敢这样做。美国从珍珠港事件中吸取的最大教训不是措手不及，而是不相信主观判断。主观判断是详细考虑的，还是主观经验性的，可能会有误判，时间和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对手改变主意。主观判断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可靠。
基于对手能力的战略判断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不是试图推断对手是否“敢”，而是“能”。如果对手“不行”，无论是一开始就“不行”，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确保对手“不行”，就算对手敢闹，他们也有把握被压碎了。
当然，对手的“能”和“不能”并不是简单地计算机枪、大炮、飞机、坦克。必须考虑人为因素。只有兵器论和招魂术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只有人与武器的有效结合才是真正的“能量”。
每个人都想根据对手的能力做出战略判断和战略对策，但这是有条件的：强敌弱或强敌强。强敌弱时，对手已经弱，要确保压倒也不难。当强敌对抗强敌时，要努力拼搏，尽可能地建立优势。这仍然是可能的。
但当弱敌强时，战略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只能基于对手的意图。对手明显比自己强，基于优势的战略反制脱离了现实。
基于意图的战略决策可能仍然有效。 1980年代，邓小平关于“30年内打不完世界大战”的判断，是基于对当时的美国、苏联和世界大局的准确认识。就这样，中国做出了“军事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战略决策，经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在基于意图和基于能力之间，基于能力的战略决策是针对最坏情况的，并且始终可靠； Intent-based 适用于最可能的情况，即成本最低的策略。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这也可能是把所有的资本都放在上面的终极策略。但是弄错概率可能是个大错，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先例。
中国正在崛起，在很多方面正在从弱敌向强敌转变，思维也需要相应转变。中国正是这样做的。
美国使用所谓的“战略模糊”作为威慑。如果中国用头脑去猜测美国是否敢于进行军事干预，就会掉入战略模糊的陷阱。相反，中国的反制措施建立在美军的全面军事干预之上，是不可战胜的。如果美军介入，已经在计划之中；如果它不干预，那就是额外的钱，胜利会更容易。这是基于对手能力的决定。当然，这样的无敌是基于实力的。
如果美军想在不攻击中国大陆基地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就不可能进行军事斗争。但是美军敢吗？这一直是个悬念。作为对策，解放军在台海的作战部署不仅面向台湾岛，还包括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进攻路线隔绝。在潜艇和火箭军的支持下，航母是核心，水面舰艇建造外围，而不是局限于大陆的三防。这是在茫茫海空中积极推进的主动防御。
如果中美开战，会升级为核战争吗？中美之间的核战争是否会立即清除彼此的核武器？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美国智库 CSIS 的台海数字战演习因此一开始就假设为无核，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回避，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美国空军将军安东尼·科顿已被提名为战略司令部的下一任指挥官，这是一个与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等同级的联合司令部，在指挥链中，直接通过国防部长报告对总统来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种作战指挥和协调关系，而不是指挥关系。获得国会批准后，科顿将负责美国武装部队的核力量，包括空军的发射井发射导弹、核轰炸机和海军的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潜艇。
9 月 15 日，科顿在国会任命听证会上说：“归根结底，俄罗斯和中国都明白，我们拥有强大而有弹性的核力量，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威慑，还可以扩大威慑。给我们的盟友。”他还在听证会上同意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的观点中国有核动力核潜艇吗，即美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必须结合使用，才能有效威慑中国。
空军将军安东尼·科顿在美国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霍利在接受美国军报《星条旗报》采访时表示，科顿认为，美国需要调整核战略，以应对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面临的首次（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方核武器 竞争的新现实。
在两弹一星时代，中国追求最低的核威慑能力。中国在技术和国力上无法与美国和苏联这样的核大国竞争。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矛盾也在美苏之间，而中国只是“打边鼓”。也就是说，即使中美发生战争，对美国来说也是次要的战略方向。一是不值得动用大部队，二是不值得为次要战略方向承担重大损失。中国的最低核威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核刺猬”战略，这在当时对中国来说已经足够了，也是中国能承受的最大。
但现在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是主要战略方向。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不仅中国会全力以赴，美国也会全力以赴。中国是美国使用大国的方向。为了打败中国，美国也愿意接受重大损失。也就是说，中国的最低核威慑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上升到最高核威慑。中国的快速实力也保证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常规势力看得见摸得着，让美国焦躁不安。但中国的核力量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于美国一直无法弄清楚中国的细节。这在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时代很有用，在这个时代，细节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但在核威慑最高的时代，很大一部分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能构成可信的核威慑。
在核三位一体中，轰炸机、核潜艇和发射井发射导弹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前两个很难实时定位。各方拥有多少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和核潜艇，甚至目前部署了多少，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中国的洞穴和公路机动导弹是隐藏的棋子，在数量和部署上是无形的，无形的。
中国需要保留这些黑暗的举动，但也需要增加更多的开放举动。轰炸机（其实是中国的空射弹道导弹）和核潜艇不能松懈，发射井导弹也需要大建设。
这不仅是一种公开、可信的核威慑，而且还迫使对手的第一波核打击转向这些核目标。不管是不是“随叫随到”，都必须再次击中筒仓。发射后的空井来不及改变目标，未发射的真井是首要目标。大量公开的发射井发射导弹极大地分散了对手的核能力。
中国的核秘密棋其实“隐藏得太好了”，对手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因此，只能将核火力集中在一般军事和民用目标上。从这个角度看，建设“风电场”也间接保护了大量军民目标。
乌克兰战争一爆发，普京就警告美国和北约，直接军事干预将等同于核战争。美国和北约已经阅读了普京的信息，并严格遵守不直接军事介入的路线。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但中国还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的核武库，这样的警告也可以被认为是“空洞的”。当中国的核预警“诚意满满”时，中国的和平崛起才会更有把握。
进入21世纪，核对抗也有了新的内涵。传统的大规模杀伤性战略核打击仍然很重要，但小当量、精确的核打击和核武器的新概念正受到高度关注。
产量小当然是相对的。核武器再小，也有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小当量核武器非常适用于特别坚固的结构（如地下指挥所、洞穴基地）或较大的地面目标（如大型空军基地、海军港口、部队和物资配送中心、密集冲击中的装甲集群）。从历史上看，小当量核武器与战术核武器有关。今天，小当量核武器仍以战术为主，主要用于打击军事目标，而不是人口中心或一般经济目标。这使得小当量核武器的军事性质突出，使用门槛也很低。
但小当量核武器不一定只是战术性的。在直接打击中，小当量核武器也可以对战略目标造成巨大破坏。比如，如果能直接击中发射井盖，一个当量数百或数千吨的弹头，或许可以摧毁发射井内的导弹，而不必使用10万吨起飞的战略核弹头。 从核动力航空母舰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等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也是如此。
此外，新的核武器概念正在出现。中子弹是第一代新概念核武器。它减少了冲击波和热辐射的产生，并尽可能利用核爆炸的能量产生中子流。它可以穿透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造成人员伤亡，并将结构损坏和放射性残留物降至最低。理论上是反装甲和巷战的神器。
电磁脉冲弹是另一种新概念的核武器，它也减少了冲击波和热辐射的产生，并利用核爆炸的能量尽可能地产生强烈的电磁脉冲，破坏电子设备和电源和通讯网络。在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战场上，完全丧失态势感知和指挥通信能力的军队，基本上只能等死或投降。
在战术上，小当量核武器与超威力常规弹药的区别只是爆炸机制和威力的区别。电磁脉冲武器也可以通过常规手段实现，但功率较小。核武器的新概念与大规模杀伤性的常规概念相去甚远。中子流的效果与常规子弹或弹片无异，电磁脉冲武器对人体无害。小当量核武器和新概念核武器模糊了核门槛，使核战争高度复杂化。
中国需要跟上小当量和新概念核武器的步伐，用模糊来对抗模糊，用复杂来对抗复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动，有效控制核升级。但最终还是要面对互不相让的问题。
毁灭的相互保证实际上是平等的，但平等是打击的手段或打击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人发动核打击以确保相互自杀。更广泛地说中国有核动力核潜艇吗，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和保护自己，而不是出于自杀的冲动。只有当自己必死无疑，拉敌共灭。
核武器的威力是可怕的，但不是无限的。广岛、长崎被夷为平地，这与二战时期日本城市密集的木结构建筑密切相关。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心的教堂遗迹不是木结构，而是幸存下来。公开估计核攻击后的超压半径并不少见。甚至可以模拟世界主要城市的核爆炸，但实际效果势必与估计大相径庭。钢筋混凝土森林、城市地下空间和核弹都会产生影响。
“美苏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N次”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在美苏核战略中，大多数核弹头首先用于摧毁发射井发射导弹基地以应对反制措施。发射井导弹基地占地很大，但与整个国家相比，并没有那么大，只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美国和苏联更大，世界更大。
核战争决不能轻易发动，但核战争并非不可能，否则核大国就没有必要投入巨资发展和维持核力量。 “核战争没有赢家”可能是真的，但当必须打核战争和逃兵时，它必须是一个干净的失败者。
核绑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灾难性战略。这意味着当局势结束时，A国向B国和C国发射核武器，挑起B国和C国之间的相互保证毁灭。核大国有战略预警系统，不可能隐藏核武器的来源. A国要玩核绑架，只能请B国和C国联手对A国进行核打击。
中国发展核力量不是为了打赢一场核战争，而是为了让对手输得更彻底；不是降低中国的核门槛，而是提高对手的核门槛。
棉花是对的，但把中国和美国颠倒过来：中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必须一起使用，才能有效威慑美国。为此，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丝毫不能松懈，必须加快步伐，打消美国在中国仍拥有压倒性核优势的幻想，抑制美国的冒险冲动。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依靠精准的战略判断做出战略决策，到确保在台海的绝对优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使中国的战略决策从“敢”到“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有趣的是，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战略决策一直基于对手的能力而非意愿。但现在，美国急于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中国一再表示永远不会放弃两军统一，但它仍在继续检验“多少是真的”。不是因为中国的意图突然变得更重要，而是因为美中之间的权力差距已经消失，美国的决策已经从“不怕最坏的情况”转向“只处理最可能的情况”。这是中美力量对比波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反华成为美国唯一的政治正确。从特朗普的胡说八道到拜登的“理性”，不变的是打压中国崛起，变的只是作风。人们不能再纠缠于美国的“敢”，而应该注意“能”，因为美国“能”但“不用”还剩下外交和军事工具。对于“反华事业”，只要“能”，很可能被美国“敢”。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