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前，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朝鲜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187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的“隐居国”朝鲜被迫逐渐“敞开大门”，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作为一个弱国，朝鲜处于两难境地。它曾经希望用平衡的方法在邻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两败俱伤”。然而，事实证明，只依靠外力、忽视自身创新的国家战略是不能长久的；日本为朝鲜精心部署的“战略战略”一步步实施，最终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彻底称霸朝鲜，而朝鲜只能面对失去权利甚至亡国的悲惨结局。
“在旧帝国和新帝国之间摇摆”
日本一直对朝鲜有好感。早在1850年代和1960年代，吉田松寅等人就提出了“征服朝鲜论”，主张先占领朝鲜，并以此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这一理论被明治政府继承，后来发展到1890年代。日本首相山形有人的“利益线”论公开宣称，朝鲜半岛将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曾特地派使者到北京打听清朝对朝鲜事务“闻所未闻”的态度，随即放手了侵略计划。 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阳”等舰艇侵入朝鲜近海，炮击江华岛，登陆龙宗岛烧杀抢掠。之后，日方派舰炮轰炸釜山，声称要入侵朝鲜内陆甚至首都。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港口，赋予日本在朝鲜的领事管辖特权。
此外，日本驻朝大臣真一郎在明治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在朝鲜搜集情报，培养亲日势力。日本的“革命力量”是日本政治渗透朝鲜的重要工具。
随着日本“虎狼之影”的临近，朝鲜国内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在“云阳”事件的刺激下，主张“开国”的朝鲜高宗李熙和敏妃一伙亲属，最终压制了高宗父亲兴宣大院的保守势力，试图“纵横“在权力的裂缝中。外力”启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然而，朝鲜的统治精英们对于是继续依附清朝为附庸国，还是退回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还远未达成一致。主张继续“效忠”中国、模仿清代洋务运动的“世大党”与主张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依附日本的“开化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救国之战”最终演变为党派斗争和武装冲突，这也让朝鲜保持独立的道路最终走向了死胡同。后来，一位韩国历史学家总结这段历史说：“朝鲜在强大的旧帝国（中国）和新帝国（日本）之间摇摆不定，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利用外部力量相互制约，但由于落后体制和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这条外交路线彻底破产。”
被迫“断交”
1880年代，朝鲜国内危机愈演愈烈，给了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有机会干预朝鲜。 1882年，首尔爆发抗日“仁武兵变”。朝鲜新军“别吉军”的日本教官被杀，日本大使馆被愤怒的朝鲜士兵和公民围攻。日本借此机会出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 1884年，中国深陷中法战争泥潭，日本大臣真一郎唆使“开化党”领袖金玉君等人发动“甲申政变”，企图夺取政权，但因中法战争而失败镇压清朝驻军。然而，日本以“严惩凶手”为名，迫使朝鲜再次与其签订《汉城条约》，并诱使清朝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有同样的出兵干预朝鲜的权利，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军事行动自由。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韩国王室不仅没有在绝境中自强不息，反而“或许每晚都在看淫剧”。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清军名将聂世诚访问朝鲜，对朝鲜日益恶化的民生和军备感到震惊。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方向的国家战略，注定了作为弱国的朝鲜将在中日战争中惨遭屠戮。
1894年初，东学党起义在全州爆发，席卷朝鲜全国。朝鲜王室要求清朝出兵朝鲜进行救援。朝鲜王室与农民军达成协议后，清朝建议中日同时撤军，被日本拒绝。在日本政府看来，这是全面控制朝鲜的“良机”。日本在全力备战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挑衅的机会。陆奥外相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务大臣大鸟启佑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促进日中冲突应是第一要务”。 6月底，大鸟向朝鲜王室递交照会，询问朝鲜“是否还是清朝的附庸”，然后要求朝鲜按照设计的“路线图”推进改革日本，本质上是日本的附庸。 7月20日，他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宣布“与中国诸侯分离”，中止与清朝的外交关系，“废除华约”和“断交”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是朝鲜，并要求朝鲜朝鲜王室将在三天内作出答复。 ，否则日本将“不得已”。这种公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朝鲜不以为然，而清朝反应迟缓，一味依赖外来调停。 7月23日凌晨，日本特使到达最后通牒当天，驻朝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景福宫，囚禁高宗和敏妃，支持亲日领导人为首大元君和“开化党”领导人金弘智、朴英孝。傀儡政权。朝鲜统治集团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权力落入日本人手中。 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日本的操纵下，朝鲜宣布放弃与清朝的一切外交和平条约。 1895年1月，在新任日本驻朝大臣井上薰的压力下，高宗天皇颁布《洪范十四条》，宣布“断依清国，建立独立自主的根基”。 ，正式结束与中国宗主国的关系。关系。
“大国平衡”不起作用
中日战争后，日本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不愿受人操纵的朝鲜统治集团，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了俄罗斯对日本的威慑力，于是转向俄罗斯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是朝鲜，希望借俄罗斯之手驱逐日军。 1895年7月，从大元俊手中夺回政权的高宗宣布逮捕亲日派领袖朴英孝。朴槿惠被迫逃往日本，亲日伪政权垮台。当年10月，日本新任驻朝大臣三浦五郎集结日军和浪人，攻打朝鲜王宫，残杀主张亲俄的敏妃，重新建立以金为首的亲日政权。弘济，也就是“义威事件”。然而，日本特使谋害计划的曝光，导致朝鲜民众愤怒起义，并发动了“义卫兵”运动。 1896年，在国内亲俄大臣的支持下，高宗李熹偷偷前往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宣布解散亲日政权，严惩“亲日汉奸”。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严重萎缩，此后日本被迫与俄罗斯签订一系列和平条约，承认俄罗斯在朝鲜的“特权”。
韩国王室依托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坚定执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1897年，高宗从景福宫迁至位于朝鲜各国大使馆附近的庆云宫。 ，互相克制。 1897年8月，高宗称帝，建立“大韩帝国”，大力加强皇权和专制制度。朝鲜王室认为，借助外国势力的支持和相互制约，朝鲜王权可以“传承一生”，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朝鲜的“平衡术”使其政治基础极为薄弱，外国势力仍在虎视眈眈。讽刺的是，亲日亲俄的大臣们在争夺最高权力，不但没能形成“共治合力”，反而谋划暗杀高宗。高宗多次险些丧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计划“丢脸”已久的日本，再次逼迫朝鲜王室签署《日韩议定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协助日本对俄开战。日本获胜后，俄罗斯在朝鲜的势力大减，“大韩帝国”再次成为日本的掌上玩物。 1905年11月，日本前首相兼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作为日本“特使”，以朝鲜统治者的身份进入大韩皇宫，要求高宗天皇制定严厉的“日本-韩国保护协定”在日本（即“Si条约”），伊藤与高宗天皇对峙，并坚持“该条约不能修改，否则会发生意外事件”。最终，朝鲜政权被迫签约并失去外交权力。日本在朝鲜设立统一监察室，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韩国统一监察员。此后，日本通过“海牙使者事变”废黜高宗天皇，拥护末代纯宗天皇，不断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 （陆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