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出生的刘仁泉，与航空工业同龄，每当聊起航空，他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边推弄着花镜，一边翻看着斑驳的老照片，刘师傅想起很多往事。忠诚奉献是红色，逐梦蓝天是蓝色，对于他来说，这70年是红色的，也是蓝色的。
与航空工业一样，刘仁泉出生在1951年，报效祖国的理想打小就在他心中根植。在航空工业哈飞长大的他，很小就有了为祖国造飞机的航空梦。为此，他付出了不懈努力。
1971年，20岁出头的刘仁泉迎来了第一份工作——中小学教育干事，但这只是起点。在那个年代，“没学上”困扰了一代青年人。为圆航空梦，他上夜大，千方百计找书看，一直暗暗积蓄着力量。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刘仁泉迎来了在哈飞工学院继续学业的机会。1981年毕业后，刘仁泉分配到哈飞飞机设计研究所，成为一名设计员，那一年他刚好30岁。
当时的哈飞，面临着直5和轰5两大主力机型停产的困境。当时的中国，直升机制造技术还很薄弱。为了给国家提供优质航空装备，刘仁泉和同事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作为新人，他上班就参研了直9直升机和运12飞机两型新机。
“那时候，每个月的奖金只有7块钱，但我们人穷志不短。勒紧裤腰带也要干出来。”自强不息，就是那个时代哈飞人身上最突出的气质。直9研制不仅仅是干一个型号，更重要的是整个研制体系和各种材料的跨越式进步。这意味着，哈飞人要用几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程。为此刘仁泉和同事们经历过太多第一次，已经记不住加过多少班、熬过多少夜。1992年1月16日，第一架国产化直9首飞成功那一天，现场很多人都喜极而泣，在办公室忙碌的刘仁泉同样激动万分。这一飞，标志着中国直升机发展一步跨越了30年。此时，刘仁泉和同事们早已顾不上曾经的辛苦，满心都是直9和中国直升机工业的美好未来。后来的直9，进驻香港、参加阅兵，扬军威、壮国威。后来的中国直升机，新型号层出不穷，不断发展壮大。每当直9参加重大活动，每当有人问起，刘仁泉都会骄傲地对周围人说：“这地方是我设计的。”刘仁泉说：“干航空，是我一生的光荣。”
运12是刘仁泉的“老伙计”，他设计的第一个作品就应用于运12座舱。座舱应该咋设计？当年的刘仁泉也是一头雾水。那时没有互联网，不能查资料，书籍也同样有限，他和同事们几乎是在零基础上完成的设计。现在听来，简直难以想象，可运12研制的每一步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运12研制的意义不仅在于型号本身和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中国民机适航体系从无到有的进步。”说到这儿，刘仁泉拿出一枚立功奖章。这枚奖章，是运12获取中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时获得的，他收藏至今。紧紧握着奖章，刘仁泉又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很多和运12有关的中国“第一次”，第一次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型号合格证、第一次出口海外、第一次成为总统座机、第一次征服世界最危险机场……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光最难熬，但正是因为那时的坚韧，才为哈飞后续的两翼齐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刘仁泉负责的型号越来越多。后来，哈飞的变化越来越大。曾经型号捉襟见肘的情况不复存在，直9和运12都形成了系列化发展的大家族，直19E、AC312E、AC352、运12F等一个又一个新型号展翅蓝天，一项又一项的“中国制造”空白也被填补。曾经的手绘图纸变成了电脑建模，曾经的老旧机床变成了自动化生产线，曾经要靠加班加点才能干成的事现在也变得容易。时光荏苒，哈飞的变化日新月异。和很多哈飞人一样，刘仁泉既是创造者，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我刚进厂时，哈飞有17000多人，干2个型号仍然吃力。现在是6500多人，干那么多型号都应对自如。”“我第一套房子20多平方米，第二套房子80多平方米，现在的房子是120平方米，生活变化也是翻天覆地。”这些变化，刘仁泉乐在心里。
虽然退休了，但刘仁泉始终牵挂着航空，牵挂着哈飞，“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早已深深印刻在他心中。回首这70年来的“红与蓝”，刘仁泉深情地说：“祝福航空工业生日快乐。”对仍奋战在一线的航空人，刘仁泉满心期待。他说：“一定要继续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