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天，沈阳国营112厂门前白雪皑皑。年仅17岁的我跟随父母离开一直生活着的沈阳，举家前往贵州开始新的生活。
沈阳国营112厂，1957年启用厂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86年更名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是新中国战斗机重要的生产基地。我的父母都是112厂的职工，投身于新中国歼击机的生产制造工作。1968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父母怀着为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热情，离开故土，带着我来到了偏僻山区贵州安顺进行三线建设。
和中国航空工业同龄，伴随着中国新一代歼击机成长，看着父母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举家搬迁，那时候刚刚17岁的我，年轻的胸膛里跳动一颗为国奉献的火热之心，迫不及待要将自己奉献给航空事业。
来到安顺，恰逢贵州风雷机械厂招工，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成为一名铣床操作工。从我第一次走进厂房、站在机床旁、拿起待加工的工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最好的铣床操作工。
这一刻，我的半生制造岁月，拉开了帷幕。
从最普通的零件加工学起，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我在风雷机械厂用铣刀打磨出一件件精密的航空产品。随着日积月累，操作本领一天天在增长，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铣床操作工，成为班组长。
上世纪80年代，航空工业导弹院到贵州寻找高水平的技术能手参与生产线建设及后续的制造工作，已经成为铣床一把好手的我，成了不二人选。
走还是不走？留在原岗位，侍奉在父母身边，还是离开熟悉的环境重新开始？我决定：“走，到更需要我的航空一线去，到更需要的岗位去。”这一次，我和身为质检人员的妻子，带着女儿，踏着父母曾经走过的“奉献之路”，再一次为了航空事业，举家搬迁，来到洛阳，成为中国空空导弹零件的加工者。
新的生产线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火热的厂房里，日日夜夜灯火通明。面对新技术、新思路、新方法，我深感知识的欠缺、能力的不足。白天认真看、仔细记，学习其他专家加工零件的每一步；晚上就反复地琢磨、反复地练习，不清楚的地方，第二天再带着问题咨询专家。从小批量投产到大规模生产，我在铣床上的功夫渐渐显露了出来。
航空制造从事的一直都是高精尖零件的加工，加工误差往往都要控制在微米以下，加工报废率也很高。0.01毫米往往是空空导弹零部件对精度的要求。曾经有一个直径6毫米的零件，需要在四边开出0.5毫米的槽子的加工难题。零件加工不是问题，但装夹工具却让工友们犯了难。太细的零件，铣床一开动，夹具就和零件发生共振，刀具很容易在零件上“开错”，零件的废品率居高不下，大大影响了产品的配套。
零件交到了数铣一班班长的我手里。我将零件拿在手中，在机床前久久思索，从加工方法到工装夹具，设计出了一个新的装夹工具，利用小型的老虎钳杜绝振动的发生，将零件的废品率一下子降低了，按时完成了产品的配套。
正是在这段虽然艰苦，但每个人都铆足劲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岁月里，我们数控铣一班，有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不断地钻研琢磨，在工作中大放异彩，他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大国工匠”鲁宏勋。鲁宏勋的勤奋、好学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1990年，我也顺利通过高技班的毕业答辩，取得了高级技工的资格。
2005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我，不得不离开操作了大半辈子的铣床。但我不舍得离开一线，不舍得离开我一直奋斗的战场，主动请缨，成为“鲁宏勋班”的刀具准备员，负责班组十几台设备的刀具准备工作。
虽然已经不在一线，但我依然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工作完成。我把种类繁多的刀具分类放好，用标签注明刀具名称。每批次零件加工完成后，都会及时督促加工师傅把使用的刀具尽快拆卸，完成整理包装后做好详细记录，当下一次需要使用时，能够立刻完成准备工作。在我心中，刀具准备就是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虽小，但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质量事故，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作为刀具管理员的每一个清晨，头发花白的我会提前到岗，每台机床的刀具使用状态并准备到位，让每台机床在使用时都不会因为刀具问题而产生质量问题。那是我身为一名航空人所能做到的，应该做到的。
2011年的冬天，60岁的我已经在航空事业整整奋斗了43年。退休的那一天，我又去摸了摸自己干了一辈子的铣床，拿了拿自己加工了一辈子的零件。虽然身不能再在一线，但我的心永远在一线，我也将和所有奋斗着的战友们一起，盼望着中国的航空事业蒸蒸日上，为祖国守好那万里碧空。
匠心不改，我心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