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月,威廉·罗珀(Will Roper)正式从美空军(采购、技术和后勤)助理部长这一职位卸任。他在1月14日宣布了这一决定,在从2018年到2021年初的三年任期内,其所倡导的美空军装备体系全新变革路径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罗珀拥有物理学硕士学位以及数学博士学位,此前在美国防部主导开发过欧洲防御架构、先进无人机等项目
在其任内,罗珀主张利用军费资金,向更多的小型供应商提供资金来促进创新,他创建了一个名为“AFVentures”的投资团队,专门为小型资本和初创企业服务;他也是美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计划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是一个指向能够跨越目前的四代机、五代机的全新的战斗机计划,其中最为优先的是数字发动机、敏捷开发和开放架构“三位一体”的研发技术;此外,罗珀也是高超声速武器的主要支持者……
包括波音在内的诸多国防供应商都迎合罗珀的设想,提出了基于无人机等技术的NGAD路线
作为负责600亿美元和555个独立项目的重要决策者,罗珀被许多人视为美空军的变革先锋。事实上罗珀的一系列项目与计划,体现出了美空军亟需通过调整战略和策略,持续保持多领域内全球领先地位的迫切需求。
传统的“世纪战机”更新模式
美空军从5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世纪战机(Century Series Fighter)”的研发与装备模式:即全力投入,研制一代能服役20至40年的主力战机。
这一模式的时间需要大型军工企业的深度参与:拿出具备一定前瞻性的设计雏形,在多个竞争者中选取一个各方面相对平衡的方案,继而进行测试、定型、投产、大量装备,直到这型战机“跟不上趟”,遂开始下一个“世纪循环”……
直至第五代战机已经服役的当今,这一模式都没有被撼动,而且由于超前的设计,每代战机依然可以在若干年内,保持全球范围内的技战术优势,较难有压倒性优势的对手出现——通俗地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通过这一模式所研发的战机 “好用期”相对较久。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巨大的风险——
例如面对快速更新的技术时,数据对接非常困难,美空军F-15与F-35战斗机之间的跨代数据通联就存在这一问题,并且被迫催生出一套全新研制的多功能吊舱;甚至连F-22和F-35之间的数据交换都需要一套新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在新装备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明显不利的因素,就会造成服役进度落后,影响战力形成和空中优势的持续期:轻则拖延、重则失败。
F-35家族(A、B、C三型)在同步研制过程中,就曾遭遇因过度“创新”、以及设计、制造工艺不能达成预期而造成的严重拖延和成本飙升。在美军的其他军兵种中,类似的浪费和低效同样存在,实际上造成了“多少钱也填不满坑”、“装备规划反复拉锯”的情况。
这样的高风险,加上近些年来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像以前一样轻松地“打出一个大水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珀的“新·世纪循环”
作为理工科教育背景的官员,罗玻提出要革新传统的装备研发循环模式:对新装备性能指标和服役时长标准进行松绑,引入“小步快跑”的装备研发概念:缩短每一代战机预设的“好用期”,降低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平衡量产时长——这样既能够让研制方保持技术能力,让军工企业维持生产力,也利于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下随时为战机注入最新的战力。
这一概念,被外媒称为罗珀的“新·世纪循环”模式(new “Century Series” concept)。
这一概念类似于现代电子消费产品的更新概念,譬如手机,其物理架构迭代并不快,但手机生产厂商每半年到一年就会推出进行过硬件微调和软件更新的新款机型。
手机市场的产品已经大量趋同
从传统的装备发展模式,转换到这一“新·世纪循环”模式,需要美国防部、美空军和相关供应商对装备的整体生态系统进行精细管理,对统一框架下的主动创新给与充分激励,提高设计的开放性和子系统的通用性,放弃“一款战机用几十年”的惯性思维,适时换装/升级更新更好用的型号。
这样不但能够更高效地调动美国庞大的武器装备体系资源,同时也能够为军工行业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罗珀就曾多次公开表达过对特斯拉、蓝色起源等新兴企业成功涉足航天领域的肯定——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这些都是极富潜力的军用资源。
罗珀曾多次表达对伊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的激赏
目前,这一模式显然已经得到了美国防部的支持;未来,这一模式可能会推广到一切相关武器装备、电磁网络频谱甚至太空应用中。
“新·世纪循环”成果在即
在罗珀所主导的这一框架下,美空军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正在转变。
在研发领域,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近些年来,无人、智能化、可快速反应的作战系统地位蹿升,多个种类、型号的军用无人飞行器纷纷进入工程试验阶段:从“忠诚僚机”、“精灵”等无人机项目,到以AGM-183A为代表的机载高速武器系统,美国空军很多新项目的研发和应用都在向“灵活、敏捷”的方向靠拢。
军用飞行器的无人驾驶/遥控技术并不新奇,但随着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电脑系统已经可以为人工智能条件下的自主控制乃至自主作战提供所需的巨大运算力和数据带宽。拥有人工智能优势和开放架构的无人作战系统,无论是在飞行器的控制,机载武器、传感器的多样化,还是信息、情报的高效获取和分发等方面,都可以为作战指挥决策提供越来越迅速、精准、低成本的保障,同时还回应了美军最关切的“减少人身涉险”的诉求。
SPACEX 猎鹰9发射
空中战术优势公司(ATAC)的假想敌战机
在日常运转中,美空军所投资的研发项目也开始更紧密地“拥抱”传统供应商巨头之外的新兴供应商,如商业火箭发射服务商、民间的战机假想敌服务供应商等,这都暗合了美空军装备、服务采购体系“开始认真考虑效费比”的要求。
迎合军方需求,得罪了大供应商
罗珀所主导的这一战略转向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防部和空军高层支持:维持空中优势和全球力量投射是美空军一直没有改变的目标,与此同时,全球侦察监控、快速打击和精确的指挥控制能力也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因此,从智能无人系统到高超声速导弹等的项目,其重要性正在愈加凸显,显然,这些项目需要来自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助力,而传统的“世纪战机循环”模式,因为无法满足多方的要求,优先级正在渐渐消退。
但显然,罗珀所倡导的这一转向正在严重的侵犯美国现有国防供应巨头的既得利益——罗珀与其他美国防部官员曾在新闻发布会等公共场合严批评洛马、波音等公司旗下项目存在生产研发进度慢、成本剧增等问题。
而同时,由于“世纪战机”如F-35,依然是美对外军贸的“大功臣”之一,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旧的“世纪战机”成果还将持续对美国防产业走向产生一定影响。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不论罗珀的继任者具有怎样的教育和职业背景,除非发生特别的突发事件,罗珀所主导的“新·世纪循环”都将主导美空军装备体系的走向。但多方力量的博弈也将持续存在,因此未来五到十年内,这些项目中有哪些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文案: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