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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在目前的普遍认识中，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但这在历史上是真的吗？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与战略系副教授 Andrew Phillips 和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J. C. Sharman 在他们的新书《外包帝国：公司国家如何创造现代世界》中大胆挑战了这一概念，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不是主权国家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两者的结合——公司国家。
在最近的全球历史中，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是典型的“公司国家”：它们拥有统治者特别授予的权力，可以与非西方国家和领土签署协议，甚至在殖民地进行统治和治理他们跨越几大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的地方贸易体系，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网络，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重要单位。这些公司蓬勃发展，但在 19 世纪它们年久失修并被遗忘。企业国家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它的遗产仍然存在并影响着当代世界。
超越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人员大多从“国家”开始战争游戏欧洲扩张怎么造兵，很少有人探索其他行为体。人们普遍认为，主权国家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常方式。但事实上，公司国家的历史证明，国际政治一直是一场涉及多种行为体的博弈，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
在现代欧洲的早期扩张过程中，国家的现代职能——统治、治理和宣战——并未充分体现；相反，“企业国家”充当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中介。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史上，以企业国家为代表的行为体是当时国际交往的主流。它的势力范围横跨亚洲和北美，是欧洲帝国在非洲、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扩张的先锋。
公司国家作为跨文化的中介，处于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体系的中心，创造了许多新的国际交流模式。在欧洲扩张过程中，公司国家在克服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公司国家主权的可分割性概念（主权主体可以是多方行为体）和领土非排他性概念（土地可以通过租赁等方式获得）相对更适合于各种交易。强大的非欧洲国家。同时，亚洲等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领土界限，当权者对经济的控制也不是完全排他性的。企业国家利用其变色龙般的适应能力，与当地政商精英形成各种妥协和联系。通过这些交易——而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加欧洲外交或法律公约——企业国家将世界编织成一个日益相互联系的网络。
外包帝国：公司国家如何打造现代世界
什么是“公司国家”：国家和公司的混合体
在学术界，虽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很多，但这些研究往往是基于单一公司的，缺乏对此类公司的比较研究，所以他们无法系统解释。为什么有些公司成功而有些公司失败。在《外包帝国》中，作者将此类制度概念化为“公司国家”，并根据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系统地考察了此类制度。作者指出，“公司国家”最根本的特征是混合性：它们拥有现代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行使的权力，例如发动战争和达成协议；但它们也是致力于从贸易中获利的公司，由私人拥有并负责。
企业国家通常拥有主权权力，包括：铸币并在其堡垒和工厂内执行民事和刑事司法、提升军事力量、发动战争以及与非欧洲大国开展外交的能力。欧洲统治者经常赋予这些公司在某些地区某些商品（如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这种垄断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支付高风险长途交易所需的大量前期资金。这种贸易特权的范围往往是巨大的，例如东非和美洲西海岸之间的所有陆地和海洋。但也因为范围广、竞争激烈，公司国家可以通过暴力手段保护垄断权。
在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中，企业国家也发展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这些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从法律上讲，公司被认为是比任何个人所有者都长寿的人。公司的第二个特征来源于“法人”的特征：有限责任。法人国家的债务和损失不能用所有者的个人资产来抵消。与此相关的是第三个特征：股权的形式。这是一种现代的股权概念，企业的一部分可以在私人之间买卖。
所有这些属性都与典型的欧洲 16、17 世纪商业伙伴关系明显不同，在这种伙伴关系中，资金往往是临时集中起来用于个人航行，而出海的金融家则承担一切风险。公司国家形式降低了个人风险并扩大了贸易范围。
凭借这些制度优势，公司国家在 17 世纪成为推进欧洲扩张的有效途径。它们逐渐遍及亚洲、非洲和美洲，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引领欧洲扩张超过 150 年的企业国家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并在 19 世纪中叶消亡。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欧洲帝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企业国家经历了一场迟来的复兴，但很快就夭折了。
为什么会出现公司状态？为什么它们会繁荣一段时间然后消失？
企业国家的历史：从起源、繁荣到消亡
原产地
在公司国家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出现之前，将主权权力授予营利实体的想法已经在欧洲的想象中。这个想法符合一个综合的主权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统治者可以将一系列独立的特权委托、出售或转让给他的臣民。这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非常普遍。
到 17 世纪初，欧洲人已经完全熟悉统治者授予商人和贵族主权特权以帮助他们征服和扩张的做法。而近代早期欧洲地缘政治竞争的持续升级，促使英国和荷兰做出具体努力，将企业国家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当时，欧洲统治者争先恐后地控制欧洲以外的资源，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当时的统治者缺乏跨大陆统治的手段。因此，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实验。 17世纪初，企业国家的出现是弥合欧洲统治与海外扩张之间差距的最突出和最重要的手段。企业国家作为权力实体承担金融风险，为海外勘探和贸易提供军事力量。同时，他们对贸易的垄断扩大了统治者和公司的盈利能力。
由于其复合性质，公司国家拥有一系列组织优势。在其有限责任公司结构中，公司国家可以调动大量长期资本为高风险的海外贸易提供资金。公司国家还联合分布广泛的个体代理人。而且战争游戏欧洲扩张怎么造兵，在一个交易经常涉及与当地人和其他竞争对手作战的时代，企业国家可以有组织地做出反应，或者诉诸暴力，这要归功于强大的内部能力。
作为特许公司，公司国所体现的主权可分割性和地域非排他性不仅体现在其与欧洲国家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中，还体现在公司国在亚洲等地的合法化战略中以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为例，由于其业务遍及亚洲，员工熟悉当地规则，以帮助他们在当地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VOC没有皇室头衔的傲慢，而是受利益驱使，因此在与亚洲当权者打交道时可以做出许多妥协：比如高高兴兴地向莫卧儿皇帝投降；象征着自己的投降，从而获得与德川幕府的专属贸易特权；愿意给清朝皇帝磕头……在印尼群岛，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当地岛民统治“陌生国王”模式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接受宗主权比较容易接受东印度公司。在某些政权中，东印度公司被视为当地中介机构的“保护者”。
扩散
第一批企业国家的成功引发了整个欧洲的广泛模仿，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第一个原因是来自本国的政治环境；第二个是公司所在国家/地区运营的非欧洲环境。
首先，为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公司国家必须从委托其主权权力的母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以专注于商业竞争（包括使用暴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屈服于无利可图的局面在统治者的要求下执行战略任务。没有这种自主权，企业国家往往会陷入恶性循环：它们被统治者用作地缘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工具。这使得这些公司难以在商业上生存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统治者。统治者会以损失为由进一步加强自治。
其次，企业国家的制度优势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与欧洲西海岸相比，东方的亚洲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欧洲人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在大西洋比在东方更加激烈。这种军事竞争环境使企业国家的生存平衡变得复杂，企业国家必须调和它们对利润和权力的追求。亚洲与欧洲地缘政治竞争的隔离使得企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其赞助商（母国统治者和公司董事会）的干扰。除了距离带来的自治优势之外，近代早期亚洲的政治环境也促成了企业国家的成功。在以礼尚往来换取地方权力保护的过程中，企业国家得以进入亚洲商业网络，作为调解欧亚贸易的套利者获得巨额利润。
关注
从18世纪开始，欧洲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改变了企业国家的发展土壤。企业国家很难在军事与利益、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取得平衡。
除了地缘政治影响之外，从 18 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政治合法性观念也发生了更为普遍的转变。随着东印度公司退化为一个比英国君主在国内统治更多人口和领土的存在，英国精英不得不重新思考主权的性质，以及公司国家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和限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在政治概念上越来越清晰，以公共国家为代表的混合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少。虽然公司国家从一开始就面临对其垄断特权的批评，但在 18 世纪后期，关于公司本身合法性的讨论被带到了前台。
与此同时，自 17 世纪以来，国家的权力已大大扩大。统治者跨洲治理的能力显着增强。到了 18 世纪后期，欧洲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帮助欧洲建立了军事财政国家，可以调动国家信用来支持大型国家军队。企业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的统治设施已经成熟，可供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挑选。
因此，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国家的生存危机）、缺乏合法性以及其在欧洲国家政治版图中日益多余的角色，已将企业国家推向了灭亡。虽然公司国家在 19 世纪后期的“新帝国主义”背景下短暂返回欧洲，在非洲等地建立殖民地，但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复制荷兰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成功，更不用说它的军事或政治影响。这些公司逐渐放弃治理权，成为私营公司，或被国有化。
企业国家如何塑造现代国际秩序
在
Outsourcing Empire，作者指出企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在现代观点中经常被忽视。虽然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通常被视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开端，但 17 世纪出现的企业国家实际上对全球国际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影响。公司国开创了现代世界网络。
从欧洲国家扩张来看，公司国家是扩张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它将欧洲与亚洲、美洲和非洲连接起来。为后来的殖民统治创造了制度条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遗产至今仍影响着国际关系。
在组织形式上，现代公司的许多特征都源于公司状态。直到今天，企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公司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今天已经过时，但公司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它们的轨迹，可以揭示现代欧洲公私概念的划分，以及国家社会成员的变化。虽然当前的国际体系由主权国家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立。国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具体的游戏规则和输赢的结果，还包括谁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由此看来，在早期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企业国家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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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帝国：公司国家如何打造现代世界
从西班牙征服者到英国殖民者，欧洲帝国的主流叙事都集中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上。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公司国家——而非主权国家——推动了欧洲的扩张，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际体系。
企业国家是混合机构：现代跨国贸易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拥有发动战争、缔造和平并从其统治者手中统治的主权权力。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发展了企业帝国，而其他企业国家则推动了欧洲在北美、非洲和南太平洋的扩张。本书通过比较的视角，阐释了企业国家的兴衰，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以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先锋队的角色。
在与东西方异域文明打交道时，面对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欧洲人主要依靠企业国家来调解贸易和外交上的壁垒。欧洲统治者有扩张的地缘政治野心，企业国家提供了扩张权力和获取利益的手段。然而，随着欧洲国家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变得强大，以及公私领域分离意识的增强，公司国家逐渐失去了它的实用性和合法性。
Andrew Phillips 是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与战略副教授； J.C. Sharman 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和国王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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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本从全球和比较的角度考虑企业状态的书，探讨了这种重要且特殊的扩张主义形式的系统性影响。”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作者
“这本书将“企业国家”这一被忽视的主题带入了全球政治秩序形成的学术语境中。作者以清晰而引人入胜的文笔，为企业国家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并推进国际关系史和特许公司史的研究。”
—艾米丽·埃里克森，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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