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要讲的是杨成武，还有杨成武亲自起草和导演的作战计划——莱陵之战。
曾经有人问我：杨先生，关于一个区的历史，有什么让您最难写的地方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历史？哪个地方？
事实上，我已经多次谈论过这段历史和这个地方。我知道人们一定已经发现，我与《杨承武回忆录》和晋察冀历史的观点完全不同。这是来陵之战。东团堡之战。杨成武和晋察冀都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是胜利，这场战斗应该在战斗中停止。
但我一直认为，称其为“胜利”太过分了，因为八路军为这场战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一场战斗，一场战斗，结果如何？胜败？这不是一个战争领袖仅凭自己的判断就能得出的结论，而是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用今天最常用的词，就是看你是否“可持续”——或者，是否还有“战争的后劲”。
比如，一场大战之后能指挥大兵团作战有几个人，如果八路军还有继续战斗的能力，那就是“可持续发展”； "。
比如蒋克石教授说，在1939年11月上旬的燕肃崖首战中，“日军给参战的八路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反驳说不可能！正是因为八路军在燕肃垭之战中收获甚多，损失甚微，陈正祥才提出要“原地再战”。如果八路军在燕肃垭之战中损失惨重，那么接下来的皇土岭之战就根本打不起来，八路军也只能避战了。
蒋克石教授一直认为，皇土岭之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看看黄土岭一战后八路军的战斗力是否受到影响。但实际上，黄土岭一战后，1940年，八路军一师团奋力拼搏。
如果按照蒋教授的话，八路军在黄土岭战役中被日军重创，至少还有半年的恢复、休整和整顿。特别是晋察冀八路军在敌后，没有国民党政府的后方补给。所有武器和弹药都必须在战场上获得。
如果八路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创，损失的武器弹药将无法弥补。这比人员流失更可怕。武器弹药严重匮乏的八路军将难以继续战斗。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来陵之战，尤其是东团堡之战，胜利了吗？至此，包括杨成武在内的晋察冀八路军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将来陵之战，尤其是东团堡之战视为重大胜利。
来陵之战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什么？目的达到了吗？
在这一点上，《杨成武回忆录》比较含糊，没有充分解释。但在魏璎珞所写的《聂荣臻回忆录》中更为明确，那就是：“指挥部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攻破涞源、灵丘两地的道路，夺取这两个县城。”众所周知，这次作战任务其实并没有完成。不仅两个县城没能被攻陷，而且破公路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修公路很容易。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不容忽视：1940年秋东团堡之战后，1941年、1942年、194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晋察——冀一师，最强兵力，虽然还有所谓的四大团在手，但在1940年以前，来陵会战、东团堡会战、燕肃崖会战、皇土灵会战等，从来没有打过仗会战，还有大龙华会战。也就是说，“可持续”的作战能力已经没有了。
不可否认，八路军老兵的实力和1940年前一样的武器装备已经耗尽，一个师的八路军已经无法打得像样的战斗了。
来陵之战的涞源战场，一师八路军在三家村和东团堡两处据点，但付出的代价是东团堡一战后，三团彻底攻打东团堡失去了他们的行动。能力只能回到义县的狼牙山基地。灵丘战场上，一队攻占了南坡头据点，这也是唯一被聂荣臻称赞为“战斗非常爽快漂亮”的地方。但是，战后第一团回到第一师，并没有阻止整个领导班子更换第一团。
我多次发表意见，研究晋察冀抗战八年历史。 1940年8月的来陵战役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八路军一反常态地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游击战和伏击战，与自己不擅长、伤亡惨重的日军据点展开了硬仗。因此，涞陵之战，特别是涞源之战，“胜”得不偿失，其后果在随后几年迅速显现。
据说（李青川自己说）来陵之战打响时，作战科长胡可仁积极服从，没有任何异议。李青川对一师参谋长黄守法表示异议：一师各主要团都没有接受过“严训”。你如何要求他们攻击敌人的据点？更何况，子弹够多、枪法更准的日军还躲在高大坚固的碉堡后面，八路军攻城略地的干部士兵将死伤惨重。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来陵会战后，第一师主要团的战斗骨干损失惨重。 1941年以后，晋察冀军力最强的师没有进行大的战争。用于战争的军事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已经耗尽。
由于急需培养新的作战骨干，这也是1940年底平溪一师八路军紧急救援，回来后“胁迫”一些人的原因推进部队的干部，包括湖北人，对吧？杨成武不放过任何一个招兵买马、招干招才的机会，在整个晋察冀中都是一流的。
还有一个事实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1942年初，杨成武从曾任第一师战斗科长多年的红军干部胡克仁调任。主要原因之一是胡可人是“执行干部”，难以提出不同意见；李青川是战斗科长，杨成武意识到异议尤其是异议的重要性。
在杨成武最权威的著作《杨成武回忆录：敌人背后的抗战》中，这个战斗过程被收录在第十六章“东团宝的毁灭”第235至248页，被视为重大胜利。称赞。为了歼灭回忆录中提到的170名日军，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这本回忆录没有提到，相关的战争史也没有提到——如果值得一提，早就提到了。
我们在读《聂荣臻回忆录》时，其实对来陵之战持否定态度。
聂荣臻说：“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当我们谈到扩大战果时，我们有时忘记了敌后作战的方针，只专注于啃敌人的据点。我们不得不付出相对的代价。代价高昂。敌人强化据点的做法与游击战政策背道而驰。”
这是对杨成武策划和导演的无名来陵之战的无名批评吗？
但从侧面我们可以知道，东团堡之战后，三团2000多人的剩余成员中，只有一个营。所以，东团堡之战之后，第三团就无法参与接下来的精神战了。秋战，只能提前归来。由于大量新兵涌入第三团能指挥大兵团作战有几个人，新兵人数增多，战斗力势必减弱。 1942年5月，满城县日伪军从石井村突袭刘家台腹地。主要原因是战斗力薄弱，日伪军无法阻挡。
另外，除1941、1942、1943外，一师根据地三年耗尽，无法招收新兵。杨成武不得不调动第一师和主力团支援第三团。许多知名和姓氏的老红军干部和抗日干部都在这个时候到达了第三团。冀中的李广、张庆润；抗日大学第二分校王平民；第一师潘永迪；第一团的郑三生，特别是他带来的第一团和第二营的战斗骨干，成为了第三团的新生力量。
1941年，新任琅琊山五壮士连长曹宝权和原连队教官蔡展鹏是这次跟随营教官郑三生的三个团。一个团给一个营一次支援三个团，说明三个团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一个以往实力最强的主力，就打到了这个地步，说不能“伤筋动骨”。这一次，再次提及东团堡之战，目的不是要批评任何人，而是要用事实给这场激烈的战斗下一个正确的结论。
东团堡之战，八路军损失了多少人？这仍然是一个谜，至少现在是这样。为了消灭一支据说有170人的日军小队，攻城略地的八路军付出了数倍的代价。连我一个专职第一师历史研究员都不知道，外人更难知道。
考察杨成武第一个街道的历史，从1937年到1939年，杨成武利用抗战初期的“时、地、和”优势。他们吞噬了原晋军李福英、赵东国民抗日军、孟格臣七路军、赵玉坤十路军的解散部队，共计2万余人。我想这就是杨成武“我总是吃别人”的自信？
合并如此顺利，军队迅速扩张，这也让杨成武产生了一个误会：“我天生有才，等我女儿没了我就回来。”但是，1940年后，随着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深入和延续，在华北各地游荡的前国民党散兵游勇基本有了“主人”，要么属于八路军，要么属于国民党。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大部分属于日军——是谁把你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日伪统治的地区？
在极度贫困的冀西山区，每个八路军新兵只能给家人两个白面馒头
在富裕的冀中地区，新兵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时可以吃“宴”
既然有高手，你招兵就难了，何况你对八路军一无所有，老百姓当兵也是有比较的。在农村没多大用处，物质条件如何，能不能吃饱，有没有钱养家糊口，总比空话有用。
谈国事，要联系家事。 1942年4-5月，是北方农村春耕的旺季。湖北小伙跟着新上任的作战科长李青川，到涞源基地的枣麦接收新兵。一路上，只有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田间劳作，看不到年轻的劳动者。 1942年，北岳区经历了长期干旱无雨，小麦苗几乎干枯，连野菜都难觅踪影。据调查，截至1942年6月，涞源市某区灾民1652人。
涞源县本来就很贫困，时至今日仍是河北省著名的贫困县之一。 1942年初，由于罕见的严重干旱，春耕无法播种。于是，涞源县根据地的许多粮食匮乏的灾民通过早麦向东南行进。相对富裕的冀中平原迁移。根据地人口大量流失。涞源县抗日政府勉强在左麦招募的200多名新兵中，招募的合格士兵越来越少。
1940年6月，涞陵战役前，编制涞源县征兵情况。注：470多名新兵中，仅录用330人，不合格144人被退回
李青川和湖北人商量的结果是，他没有带新兵，空手而归，向杨司令报告：涞源县的新兵被挤到了极致，很多年轻人都走了到日本和傀儡统治的地区。只剩下不符合征兵条件的病残青年。如果新兵被迫重新招募，万一出了差错，也会像平溪一样挑起内乱。最终，杨成武决定，1942、1943、1944，涞源县一师三年不招兵。
实际上，一师八路军无法在涞源县招募新兵。 1940年的东团堡之战，很大程度上让涞源县的年轻人受到了惊吓，涞源县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死了，他们都死在了自己的家门前。阵亡士兵的尸体无法掩埋，只能集体掩埋在洪水冲击形成的深沟中。于是，几年前涞源县一场大雨引发的洪水冲走了几十年前的烈士遗骸。幸好涞源县及时建了一座新墓，当场重葬。
“遵君陌之言，封侯之事，必成。”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的那些大将，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干部战士，他们是真正的历史英雄，历史的进步，都是在这些牺牲的推动下前进的——星星只是幸存的受益人。至于第一师战士的情况，缩水枯竭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分析。
2021-1-5 周二晚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