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8日报道（文/张元）2019年，抗日战争爆发125周年。
在山东威海刘公岛和辽宁大连庄河海域，中国考古学家正在对甲午战争中北洋沉船“定远”和“靖远”进行水下挖掘。这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痛苦记忆。
千里之外，两船的“发源地”德国，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资料散布，档案中的德国人手迹资料难以辨认，两船之间的相关故事而德国，已经很长时间很少被提及了。日前，参考新闻网记者整理了一批德国历史资料和文物。图纸、信件和报告提供了一些历史片段，从欧洲的角度回顾了挂着飞龙旗的蒸汽铁甲时代。
说明：此定远船草图发表于 1885 年 6 月 27 日出版的《子林湖报》。现收藏于德国彼得·塔姆私人图书馆。（张元 摄）
俾斯麦重视为清朝造船
“定远”号是北洋舰队的旗舰。它是1880年清政府订购的一级铁甲舰，由德国弗尔肯造船厂制造。满载排水量7355吨，最大航速14.5节。1885年回归中国，作为清政府北洋海军的旗舰，被誉为“远东第一舰”。
以沃尔肯船厂为线索，追查“定远”并非易事。Völken Shipyard 位于当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 Stettin。二战后，这座城市被德国划归波兰，现称为什切青。造船厂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也经历了多次分拆重组，信息分散在很多地方。
经多方查询，记者在德国彼得·塔姆私人图书馆的馆藏中找到了线索。Tam 曾是德国《汉堡晚报》的海事记者，后来担任出版巨头 Axel Springer 的董事会主席。他对运送历史资料和船模有着疯狂而认真的热爱。可惜的是，谭先生于2016年去世，他收藏的很多故事都问不出来。
该图书馆位于汉堡海事博物馆。进馆的走廊里满是画作和老照片，馆内一万个招牌，横着走也不容易。
图书管理员 Gerrit Menzel 在一张小桌子上展开了两张边缘泛黄的“定远”旧画。图纸上方写着“中国装甲巡洋舰‘定远’”。右上方为“海军枢密院议员迪特里希 15/6 83 报告的附录”。
德国汉学家、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晚清中德军事交流史专家裴高德（又译：科德·埃伯斯佩赫）鉴定，这两幅图是“确定的”。那时候”。建造完成后，帝国海军枢密院阿尔弗雷德·迪特里希（Alfred Dietrich）获得的复制图纸。根据历史记载，迪特里希在 1879 年至 1898 年间负责德国海军的造船工作。
这张图间接证明了“定远”铁甲的建造受到了德国最高层的高度重视。佩戈补充说，德国为清政府建造舰艇也得到了俾斯麦总理的“重要指示”，强调需要制定这份大武器清单，展示德国的工业实力。
谈及德国人对“定远”号的初步设计和定位，门泽尔告诉记者，“定远”与同级姊妹舰“振远”均指德国“萨克森”级装甲巡洋舰和英国“基础设施” ”。可以说，“定远”兼具了强大的火力和厚实的装甲：主炮是一门305毫米克虏伯火炮，带有两个双联装炮塔；副炮是一门150mm单炮，安装了炮，一门在船头，一门在船尾；吃水线上安装了355mm厚的复合装甲，是当时最新的设计。
北洋海军定远舰甲板图，上图8为主炮塔位置及布置。（连续拍摄）
“真元”出席慈禧诞辰庆典
在谭的私人图书馆，一件保存在无酸纸箱中的物品引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纸盒上写着“清史料中约翰内斯·梅勒船长（译为米拉）的私人物品”。据史料记载，米拉是“定远”号返回中国时的姊妹舰“振远”的临时主管。
纸箱内有一封北洋海军上将丁汝昌关于米拉合同的亲笔信，还有一份米拉收藏的中国报纸《紫林湖报》。最耐人寻味的是一个钱包，里面有几张中国请柬。
钱包右侧有“万岁圣日”字样穿插金黑两字，“皇太后十月十日”，“天皇6月28日”，“文武百官皆戴朝廷”衣服”。剪辑中有几张红色的邀请卡。其中一个写着“我想在詹初七中午刻一个春茶”，“我立船使张树肃”，“刘步禅，丁汝昌，和林太曾一起拜过”等。
熟悉清史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李聪认为德国铁甲舰发展史，从时间和内容推断，是1885年回国停靠大库的“定远”和“真远”慈禧生日的时间到了。北洋海军官兵邀请了外国官兵。在船上等待接待。
130多年过去了，皮夹金光闪闪，衬里精美。红色的请柬上虽然沾满了水渍，但字迹依旧画在铁银钩上。
可想而知，米拉等德军及北洋海军官兵身着盛装，端着香茶，大吃大喝。或许就像北洋海军军歌最后两句的艺术描写：海浪清泉美，凤鸾聚在花丛中。
米拉可能对太后的寿宴印象深刻，也可能是因为邀请卡设计丰富精美，她保留了这些物件。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太后诞辰还有另外一个记忆：甲午年是慈禧60万大寿，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李鸿章推举“以夷制夷”
除“定远”级铁甲舰外，1886年清政府还向德国火神船厂订购了“静远”级装甲巡洋舰，共有“静远”和“涞源”两艘。同时，清政府还从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订购了两艘圆顶巡洋舰“致远”和“净远”。
德国联邦档案馆为记者找到了三叠厚厚的文件。灰色的纸箱里堆放着泛黄的文件夹，封面上写着“贸易和船舶”字样。
记者翻开这些信函，看到德方与当时的清朝驻德大臣李凤宝、徐景成之间有很多关于购船合同细节的信函电报。佩戈德说，这反映了当时清廷在军备采购上已经与国际接轨。清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外资银行或海关总务司等“中介”购买船舶，而是通过驻外使节直接联系造船厂比较价格和货物，并利用一线经验提供决策——做参考，和过去相比，已经不小了。进步。
佩戈德说，清廷在购买这四艘“铁甲快船”时，还故意摆出在英德之间摇摆不定的姿态，促使“两夷竞标”，这也体现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策略。 “ 那时候。工作。
据德国史料显示，为了争夺订单，德国俾斯麦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造船钢板强度由陆军检验，造船过程由德国海军全程监控，导致更好的价格。当时的德国驻北京部长马克斯·冯·勃兰特（Max von Brandt）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几封信中建议，造船业必须“保证时间质量”，“沃尔肯造船厂的业绩对于德国工业利益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 ”。
从德国外交部1886年8月的一份剪报中，也可以看出德英两国对中国市场的热情。这份剪报是德国媒体的一篇报道，英国媒体报道了在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一次火炮实验中意外受伤。从收据记录来看，这份剪报是德国外交部发给德国驻清、日大使馆的，或作为大使馆说服潜在客户的参考。
清政府的“招二胡”策略，也迫使两国拿出了当时可以说是最前卫的方案。相比之下，德国“靖远”级计划是装甲巡洋舰，防护性好，生存能力更强；英国“致远”级计划为圆顶装甲巡洋舰，火力充足，航速相对较快。经过一番取舍，李鸿章最终决定从英德采购两艘巡洋舰，优势互补，最终让英德“利益共享”。
“靖远”号及其姊妹舰“涞源”号下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中立德国暂停交船，两船暂时停泊在德国北部基尔港. 战争一结束，德军便希望能及时把它送到清廷，以赢得后续订单。
从两国接船时发来的短信和信件来看，两国在接船时就一些细节讨论了很久。从这些资料分析，德方当时并不信任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坚持应该由德国海军军官指挥。另一方面，考虑到英方一直在“挑选”德国军舰，为避免在回国途中发生意外而被英国批评，俾斯麦认为，新军建成后，德国应该派德国人员开车，或者中国派人员开车。由德国技术人员协助。
1887年1月沃尔肯造船厂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称，清军官兵训练不足，此前交付的“镇远”、“定远”号在回程途中遭遇“很多情况”船。这次“靖远”和“涞源”应该派经验丰富的官兵来接船。电报告诉外交部，“（当时的德国公使）徐景成说，官兵选拔不是他和清外交部（总理衙门）能选择的， （清政府）应向海军部（海军衙门）咨询。”
德方提出的另一个有趣的要求是，当时担任北洋海军总教官的英国人郎伟利不应参与“靖远”号的接载。在 1887 年 1 月的电报中，沃尔肯造船厂要求接收这艘船的人员只能是中国和德国人员。根据佩戈尔德的解释，这一要求可能是由于德国对对手英国的不友好，也可能是德方不知道清廷雇佣了英国海军军官的事实。
这个小插曲终于解决了。同年2月，郎伟礼在给德国驻北京公使勃兰特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信中说，作为北洋海军副上将，“我应该被视为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郎伟丽终于可以参加接机了。
北洋海军意识到日本的威胁
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城市埃森市郊，有休格尔庄园，这是德国钢铁和军事大亨克虏伯家族的私人别墅。克虏伯基金会历史档案馆仍然保存着北洋海军的物资记录。
据中国历史记载，李鸿章对德制火炮情有独钟。军舰可以从英国和德国采购，而舰上的重型火炮，李鸿章坚持使用当时著名的德国克虏伯火炮，这样弹药型号统一，有利于补给。
克虏伯基金会历史档案学者丹尼尔·德罗斯特告诉记者，克虏伯重炮出现于普法战争，是当时李鸿章看重的世界先进火炮。，是克虏伯最畅销的产品。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已成为克虏伯在欧洲以外的最大客户。
一个名为“1847年至1912年火炮制造商名单”的灰色文件夹保存着对中国的各种口径的海防和野战火炮出口记录。德罗斯特指出，“舰”补给栏中的“15厘米35口径火炮”是为“靖远”、“涞源”、“致远”和“靖远”装备的。
另一件文物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景远”、“涞源”两船服役后，清政府授予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造船功劳”，授予他“两船”。等待“第三颗宝石”勋章的证书。证书上写着：“克虏伯，大德克虏伯工厂二级商务委员，忠于克虏伯，没有分工。”
还有一封信值得注意。信中显示，在军事准备方面，日本开放引进的步伐已经超过了清政府的步伐。1887 年 3 月 16 日，克虏伯工厂致德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国已要求克虏伯购买一种可以增强大口径火炮威力的日本用火药。.
克虏伯在信中向中方提及德国铁甲舰发展史，日方寻求自行生产火药，但未向德方支付技术转让费。而日本则为赴日的德国火药专家提供两到三年的津贴，并用火药制成品运回德国以抵消成本。克虏伯建议中方采取这种做法。
德国联邦档案馆研究员拉尔夫·恩格尔告诉记者，从这封信中，北洋海军已经感受到了日本海军的威胁，说明当时中国对先进装备的需求相当紧迫，而且在符合世界级标准。
“景远”和“定远”下沉猜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海军技术和战术飞速发展的大变革时代。就当时的造船技术而言，虽然德国是“新手”，但传统海军强国英国却不是“老手”，因为新的铁甲战舰才刚刚出现，很难判断哪个更好。
德国卖给清政府的舰艇在一定程度上是新产品和试验品，因此德国对这些舰艇的性能更加重视。
位于德国南部城市弗莱堡的联邦档案馆分馆收藏了大量的军事历史档案，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北洋军舰的观察报告。
佩戈德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报纸。该报写道，“靖远”号曾前往波罗的海进行测试，然后返回舰上。德国海军一名中级军官对“靖远”号主炮只有50左右的弹药表示惊讶，这通常是德国舰艇的三倍。根据佩戈德的解释，这或许可以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的原因推测“缺少炮弹”提供证据，至少是缺少“德国原装炮弹”。
1890年，德国驻北京公使巴兰德向德国总理利奥·冯·卡普里维递交了另一份报告。巴兰德描述，北洋海军总教官英国人郎伟利与北洋舰队发生冲突，辞职返回英国，导致北洋海军整体训练水平下降。报道还记录了“定远”号在朝鲜海岸航行时撞到礁石而受伤。水密舱防止军舰下沉，造成事故或训练不严。
这些报道可能充斥着那个时代外国人的傲慢和优越感，对自己装备的过分自信，或者对中国海军官兵技能的不信任，或者对中国复杂国情的简单理解。那时。然而，甲午年海战的失败，让这些往事的细枝末节成为历史经验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