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刘军国 张涛 辛斌】“中国再次敲响粮食安全保障的警钟”“中国官员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决不能出问题、粮食安全决不能出问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日前发布后，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除中国坚持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外，还有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的粮食安全也被看成是全球粮食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因此，中国的“耕地红线”，中国粮食的产量、进口量以及“农业芯片”种子安全，甚至中国如何杜绝粮食浪费等，也都成为国际热点。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中国同属地少人多类型的日本、韩国，在“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其实在农业发展资源禀赋上也要比中国好不少，但这些国家在粮食安全上都面临新的挑战。这更加说明，中国重视和确保粮食安全对世界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外媒逐段逐句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11月联合发布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析》提到，冲突、经济衰退、气候极端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几大不利因素叠加，导致粮食不安全状况紧急阶段不断逼近。从全球来看，共有20个国家和局部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而中国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全球约19%人口的吃饭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舆论更加关注中国政府今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如何描绘接下来“十四五”时期中国乡村振兴的蓝图。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相关报道中强调，“一号文件”对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七项目标任务，首先就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然后是打好种业翻身仗，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路透社也报道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比往年更加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中国在经历疫情时期的粮食安全大考后，再次明确中国粮食安全有保障、有能力端牢自己的饭碗”。相关报道称，这份文件在农业生产方面相比过去主要有三个方面变化：粮食安全问题高度提升、打好种业翻身仗首次单独成段表述、生猪养殖政策由短期产能恢复转为长期健康发展。“一号文件”敦促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农业的芯片”——种子是否安全、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无疑事关中国农业安全的大局。
香港《南华早报》在提及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时写道，中国需要养活14亿人口，对1958-196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的记忆，仍深植在老一辈人的心中。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全球约10%的可耕地，但按人均计算，2006年中国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疫情冲击、2019-2020年非洲猪瘟暴发，以及2020年席卷中国南方地区的洪水和北方夏季的干旱，都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压力。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因素则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城市发展导致的耕地减少，以及阻碍现代农业和大规模种植的耕地管理制度。在后疫情时代，确保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中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优先事项。报道说，“中国的饭碗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这意味着中国要确保粮食供应绝对安全，“粮食有盈余是经济问题，粮食不够吃则是政治问题”。
有外媒报道称，粮食安全被视为稳定中国社会经济大局的“压舱石”，并提到中国高层近来频频聚焦粮食安全问题。在官方号召下，中国各地迅速掀起“减少餐饮浪费”热潮。《联合早报》报道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餐饮业食物浪费量为平均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达11.7％。中国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有中国农业农村部官员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吃饭问题可能会成为全球问题，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在中美矛盾激化等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更多中国舆论近期也呼吁增加粮食进口来源多样化，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还有日媒这样分析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进口的粮食越多，就越依赖其他国家，“如果食品被武器化，中国对食品进口的日益依赖可能会削弱其推行某些政策的能力”。不过，《日本经济新闻》也提到，早在多年前，中国就已开始在粮食进口来源的多样化方面布局。
日韩紧盯粮食出口国风吹草动
在日本，关于粮食自给率的问题经常被提起。日本粮食自给率1965年为73%，之后就直线下降，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前景严峻。为改变现状，日本也有乡村振兴的蓝图。去年３月，日本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指导方针——“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其核心是到2030年将粮食自给率从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闻》2019年曾刊发题为“日本食品安全保障处于十分危险状况”的社论，提到日本小麦自给率只有12%，政府必须要有危机感，要推进智能农业，以弥补无法集中农业用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农户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受疫情影响，俄罗斯、阿根廷等粮食出口国去年一度限制本国的粮食出口或准备针对谷物出口商征收特别税，这让地少人多的日本更为不安。日本农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就像疫情初期口罩短缺一样，如果粮食出口国都‘国产国消’，对日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与生产工业产品不同，日本的农畜产品不可能马上扩大生产。”来自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佐藤康博不无担忧地说：“我有过这样的危机感——食品安全保障是关系到国民生命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做好准备。”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今年１月在《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新闻》上撰文说，农业用地只占日本国土的13.5%，从“食品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必须将提高“粮食自给率”定位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此前，《日本产经新闻》曾援引农协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提高食品自给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摇旗呐喊，在地方政府、农业生产者、消费者那里还没有产生广泛共鸣。”
据报道，今年６月前，日本政府将汇总有关“在后疫情时代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种信息，应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东京大学铃木宣弘研究室给出的一组数据是：“把种子因素考虑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8%，把饲料因素考虑其中，牛肉自给率为11%、猪肉6%、鸡肉12%，而这些数字2035年将降至3%、2%、1%、2%。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日本将无法应对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禁令。”不过，据《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麦，且日本还有国家储备、大米自给自足。但日本主流媒体还是呼吁，政府必须与商社等民间企业合作，努力稳定粮食供应。据了解，日本很多综合贸易公司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投资农业生产，专门生产面向日本出口的农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过国产实现大米自给自足的作物，不过，据《环球时报》驻日记者观察，一些种植水稻的日本农民却面临收入难以保障的现实情况。秋田县汤泽市是日本著名的大米品种“秋田小町”的产区，在当地劳作近40年的稻农石成寿告诉记者，他同时还种植饲料用稻谷和樱桃，因为“只靠种植水稻无法生存下去，要从事复合农业”。
韩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突出。上世纪60年代，韩国谷物综合自给率曾高达90%，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韩国人肉类消费增加，以及产业化、都市化提高让耕地越来越少，韩国粮食自给率也出现持续下滑现象。目前，韩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34公顷，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2009年至2019年韩国政府在粮食领域投入13.52万亿韩元进行扶持，如补贴农民种植水稻以外的农作物、通过援助培训和农资方式培育粮食作物共同经营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韩国2019年的粮食自给率仅为45.8%，与2009年的56.2%相比大为降低。受天灾和国际粮食价格影响，韩国2020年出现粮食产量过去52年来最低和价格史上最高的现象。
韩国粮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购买，因此，粮食出口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剧韩国的危机意识。据《韩民族新闻》报道，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去年5月曾进行过“应对粮食危机特别演练”，核心内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韩国农场主下达“进口粮食命令”。目前，共有69个韩国法人在俄罗斯、柬埔寨、中国、越南、印尼等地经营农场，“进口粮食命令”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想方设法将粮食运往韩国。但一些韩国专家还是认为，韩国的粮食安全已亮起红灯，为此必须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粮食生产率。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其粮食消费量的90%需要进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资发展都市农业。
印度：粮食大国、饥饿大国
“印度用占世界2.4%的国土面积养活全球1/6的人口。”这是国际媒体提到印度粮食生产状况时常用的数据。在粮食安全上有过惨痛教训的印度，严格来说应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中国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计算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印度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1/3，却拥有18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印度河与恒河两大河流冲积平原，给人口超过13.5亿的印度带来肥沃的土地。印度历史上就是农业大国，但从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47年独立，印度发生过5次大饥荒。从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又发生３次较大饥荒，官方统计饿死300余万人。
粮食安全问题是历届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并通过“绿色革命”等举措提高粮食产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国实现粮食自给。现在，印度日常农产品价格保持低水平，粮食略有盈余出口，这与独立前后粮食长期短缺、依靠进口形成强烈对比。为保证农民的权益，刺激生产积极性，印度政府还长期实行粮食收购价保护。在维护社会公平和选举因素推动下，印度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干预政策，出台《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在有粮食出口的印度，国民饥饿状况却在加剧。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去年７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印度仍是拥有最多“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国家。报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印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增长3.8个百分点。印度在“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1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类。英国《对话》杂志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生产大国印度还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情况敲响警钟，提醒各经济体必须重新配置自己的粮食体系”。
新加坡是小国中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个样板。2007年，全球发生粮食价格危机，短短一年内，粮食价格上涨40%，引起世界恐慌。对此，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新加坡从那时就规划全面的粮食多元计划，并在《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连续于2018和2019年排名第一（中国分别列第46位和35位）。目前，新加坡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粮食，比2004年时多出40个国家和地区。除鼓励公司到海外发展农粮产业外，新加坡政府还鼓励发展高科技农业，提出2030年达到满足国人三成营养需求的“30·30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