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这个词大家已不陌生，“过劳死”来源于日语，自从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频繁发生过劳死事件。而每一个过劳死受害者，都曾经承受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双重压力。
照片上的杉本绫当时22岁，满脸的喜悦。因为刚刚毕业，马上就可以进入医疗公司成为她一直梦想的护士。工作8个月之后她留下遗书，写道：很讨厌自己，不知道能做什么，很痛苦，请原谅我不争气。在独居的公寓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杉本绫的母亲杉本千春女士无法理解，爱说爱笑爱交朋友爱打羽毛球的女儿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直到看到她的工作时间表。
“过劳死”受害者家属 杉本千春：这个是(2012年)8月，加班85个小时。(女儿)经常晚上10点、11点才回家，之后继续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工作的计时卡显示每天都加班，入职第2个月加班90多个小时，我觉得是过度劳累。
杉本绫当时是新人，每天早上要在正式上班之前一个小时到公司，所以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深夜回到家之后也不能马上休息，要继续加班写报告。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 杉本女士在2013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4年半的诉讼，法院做出判决，杉本绫因为过度劳累患抑郁症自杀，判定为过劳死。
杉本绫面对的一方面是工作时间上的高强度，同时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她每天都会认真写下当天的工作情况，但是主管的评语绝大部分是消极负面的，而为了获得肯定，杉本绫只能更拼命的工作。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她陷于绝望。
“过劳死”受害者家属 杉本千春：长时间工作身体疲惫，又受到了上司的霸凌，这些过分的评语会让人感觉受挫，陷入抑郁状态。不只是我的女儿，不论谁都会这样。
总台记者 王梦：当时和杉本绫一同入职的总共有7人，现在只有1人还在这家公司工作。她的母亲不只一次对她说，要注意身体，不能太劳累了。但是这些话对于一名员工来说，往往是知道，但是做不到。
“过劳死”问题3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日本社会。日本政府在2016年发布了第一份《过劳死防止对策白皮书》，其中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承认，员工工作时间长到了危险的地步。而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工伤保险理赔次数从2000年的85起增加到了2016年的260起，精神障碍相关的工伤保险理赔次数在同一期间从36起增加到了498起。
杉本女士说，她想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这个加班成风的社会。
认定难！杜绝“过劳死”并非易事
为了预防过劳死，日本政府多年来出台了不少法律。2005年相关法律给“过劳死”下了定义：因超负荷工作导致脑血管病或心脏病而死亡，因工作时心理负担过重导致精神问题自杀身亡等。2018年，日本规定加班时间“原则上为每月最多45个小时”，繁忙时每月不得超过10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将受到处罚。然而这些努力，真的能够遏制日本社会“加班”成风的氛围吗？
每月加班80—100个小时，在日本被认为是“过劳死警戒线”，也是日本判定过劳死的一个重要标准。假如每月加班80到100个小时，按每月22个工作日计算，那么每天的加班时间就是3.6到4.5个小时。这挤占了人们正常的休息和放松时间，长此以往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高崎畅先生在他过去30多年的律师生涯里，一直在经手工伤认定方面的诉讼。
律师 高崎畅：(认定过劳死)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劳动时间长，第二是工作的性质会给劳动者带来超强的精神负荷，比如说工作中承担责任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必须独立做出各种决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等等。长时间劳动和超负荷压力是(过劳死的)主要诱因。
日本早在1988年就制定了《劳动基准法》，2014年，开始实施《过劳死防止法》。2017年，通过了《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2018年，又对几部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这些法律对加班时间，企业高层违反加班时限的后果都进行了严格规定。
但是到现在不能说日本的过劳死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因为，认定过劳死太难了。
律师 高崎畅：问题是这种80小时或100小时(“过劳死警戒线”的规定)，对于劳动者来说拿出证据非常困难。有工作计时卡，或者在电脑里记录工作时间最好，但是很多情况下无法拿出这样的证据，所以虽然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很难实现。
一些公司确实禁止加班甚至强制员工到下班时间之后尽快回家，却导致员工只能把工作带回家做。日本人为这种情况发明了一个词，“缩短劳动时间骚扰”，用来形容这种强制下班的行为就像职场上的各种骚扰一样令人困扰。2018年，“缩短劳动时间骚扰”甚至成为了当年日本的流行语。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19年，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的人数仍然达到300万人左右。
律师 高崎畅：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人生的全部，这是一种社会风潮、劳动价值观。比起长时间劳动带来的愉悦，人生应该有更多的乐趣。要培养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以减少工作时间，这非常重要。
总台记者 王梦：无所不在的技术设备模糊了“工作时间”的定义，超负荷工作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而长久以来在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疲劳和卓越同样是美德这样的观念，让工作者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放慢脚步。观念的改变必须伴随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的改革，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