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观众在展览现场参观。
杜建坡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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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展出我国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收藏家、中山大学教授容庚收藏的近300件展品。容庚多年来为研究而收藏，并将所藏文物捐赠给国家，留住了数量庞大的珍品，也体现了文化传承的情怀。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容庚先生是我国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收藏家、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起，容庚便陆续将其省吃俭用收藏的文物一批批捐赠给国家有关单位和部门。容庚辞世后，后人遵循其遗训，继续将其生前未及捐赠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展览从10月31日开展，将持续至2021年1月3日。观众从近300件展品中，览大家风范，感赤子情怀。
倾囊捐赠传精神
“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容庚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展厅中，一张1978年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处颁发的纪念奖状，记载着容庚一次性将997张书画藏品捐赠给广州美术馆的义举。
奖状以墨竹为底，恰合先生之高风亮节。容庚曾说，“数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余资尽以购买书籍字画器物。这样做的目的，一供学术研究之用，二可使国家文物减少外流。今老了我将献于国家，以酬夙愿。”容庚的收藏源于对金石书画的热爱。幼时，容庚先攻篆刻，后习绘画。早年间，容庚便开始有选择地购藏古籍碑帖，后逐渐开始收藏青铜器。抗战时，不少文物流落海外，容庚忧心于国宝离散，自感“抱残守缺，亦余之责也”，遂以一己之力系统收藏、保护、研究了一批国之珍宝。
据各受捐机构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万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千余件和大量著作手稿、刻本、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容庚捐赠的作品，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活化石。”在容庚捐赠展的留言簿上，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写道：“我爱每一件国宝，谢谢容庚爷爷”；有普通观众写道：“参展过程数度哽咽”；有中山大学学子写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珍品佳作展情怀
走进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大厅，栾书缶、仲惠父簋、剌鼎等文物静立于展柜之中，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越王剑拓片、毛公鼎全形拓初拓等珍贵拓片环绕于展厅四周。
本次展览分为“莞城文脉彰粤乡”“艺心有寄气自芳”“交契名贤称时誉”“纳藏悉尽报国邦”4个篇章，分别展现了容庚的成长背景、学术成就、朋友交往及家国情怀。展品包括容庚捐赠的个人书画、篆刻作品，容庚及其家属捐赠的青铜器、历代书画、丛帖、金石拓片、手稿、信札、印章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等。
此次展览是相关文博机构和学者齐心协力、精诚合作的结晶。为全面展现容庚毕生收藏，多家文博机构借出馆藏藏品，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铜器栾书缶，故宫博物院藏《兰亭八十刻》，中山大学藏《金文编》手稿，广州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铜器仲惠父簋、剌鼎，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一级文物南宋《云山图》、林良《秋树聚禽图轴》、沈周《吴门十二景》册页、文征明《醉翁亭记书画合卷》、董其昌行草《王维诗二首》卷，广东省博物馆藏《郭沫若致容庚信札》等。
展品中，有不少容庚收藏或创作于抗战期间的书画作品，其中既有名家之作，亦有容庚与友人的往来书简，还有他本人的临摹和创作。其中，因为无法购入原作，容庚用一夜时间临摹而成的《苕溪碧浪图卷》尤为引人关注。他曾写道，“自谓生平作画之乐，未有过此者”，从中可见其绘画功力与独特个性。
纵观展品，观众可以深入了解容庚的书画收藏特色。比如南宋《云山图》团扇页，不为时人所看重，却符合容庚“人弃我取”的收藏之道。从《醉翁亭记书画合卷》《吴门十二景》等作品中，可见容庚收藏追求成系列的特征。
严谨细致做学问
为研究而收藏，以收藏促研究，是容庚收藏之路的前进动力。
踏入展厅，两册摊开的容庚编写的《金文编》手稿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金文研究领域的工具书，《金文编》开创了金文字编的编纂体例，取舍严谨。1922年，甲骨学者罗振玉看过《金文编》初稿后，称容庚“治古金文，可造就也”。该书出版后，容庚不断对其进行校补。年近九旬之时，他依然在助手的协助下为此书增订第四版。通过手稿上写有修订意见的笔记纸条，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位古文字学家的认真细致与钻研精神。
不远处，栾书缶器身上的错金铭文熠熠生辉。关于这件青铜器，容庚曾在日记中写道，此缶“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容庚斥巨资购得栾书缶后，对其铭文、年代、国别等进行了深入考证。在收藏与研究过程中，容庚凭借严谨的治学精神，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学术界留下了一批详实可信的研究资料。
容庚在诗歌、书画、篆刻等领域亦有所建树。此次展览展出的《论列朝诗歌与明诗综》《飞白考》《颂斋藏印》等文稿，正是容庚多方面学术成就的缩影。
容庚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家。他与商承祚共同创建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1962年，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容庚与助手一同到各地搜集新出土文物资料，不仅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