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一）
我们一直被告知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被用来指代对祖国的关心和怀念。这种牵挂之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可以为全国人民争取，这就是所谓的“伟大”。孙中山敢于做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教导或说明往往过于简单化。简化到只为读者提供一段历史，让他们只知道一个，而不知道另一个。比如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论只讲他是多么的爱国和伟大，却没有讲他如何将中国的权益卖给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以利用外部当他赤手空拳征服世界时，帮助他。没有人会去想，这段误导性的历史会不会导致后人将政治外交概念化、简单化，让人认为要想爱国，就需要大声喊口号，采取最暴力的行动。稍有妥协就是大逆不道，他会受到惩罚，被撞倒在地，然后踩到一脚。殊不知，在中国近代史上，恐怕没有哪个革命党没有得到过外国的帮助，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把外交搞得一干二净。
日本学者多年前曾撰文披露，孙中山试图出租中国满州地区的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协助中国革命。对于这种说法，当时一些习惯于忌讳尊者的台湾学者自然是拒绝的。奇怪的是，很多不把孙中山当成神的大陆学者，一直都持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揭露出来，信不信由你。因此，经过十多年的史料深入挖掘和仔细研究，我们终于在1990年代后期看到了两本专着，李巨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和于新春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日本关系研究》。满洲里的权益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了。
李继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了孙中山从抗日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言行，所有转让满洲权益的承诺都是真实的，他对这样的言行持批评态度。一个，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薄弱”的观点。余新春教授坚持传统观点，强调所有已发现的此类史料，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方面发现的，“正如法官对危及人命的重大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与法官对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是一样的。在对这个重要问题下定论时，我们必须有直接证据和旁证相关的材料，但是孙中山的直接证据目前还很缺乏。”当然，余新春教授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是孙中山，直接负责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谈判，他自己不可能公开保留这种直接的历史证据。因此，他实际上并不认为李继奎教授的研究和叙述在史实依据或事实判断上确实存在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孙中山的做法。首先，孙中山一直很清楚日本的野心。他“审时度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进行曲，果断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因为他不得不把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放在首位；第二，孙中山本可以这样做。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得到了一些日本在资金和武器上的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
应该承认，于新春教授的解释是相当有道理的。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革命者。当他们单独开展革命运动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或多或少会向外国寻求帮助。得到一些外援。列宁和一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成功返回中国，他们得到了敌人德国的直接帮助和资助。中共成立之初，大约十年来一直从莫斯科获得其主要活动的资金。它曾被国民党称为所谓的“卢布党”。对于这种东西，就看你打算怎么理解了。例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不一定有什么问题。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解决内部，再抵制外部，无可厚非。因为无论是德国对列宁的援助，还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进行曲，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受援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站在受援国一边。例如，德国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最终使俄罗斯和德国停止战争，这样德国就可以集中精力与盟国打交道，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确实勉强满足了德国的愿望，签署了《公约》。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 苏联还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问题上站在苏联一边。例如，在1924年春中苏政府谈判中，共产党为推动外交谈判解决悬案，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进行了很多批评，并与中共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军，认为外蒙古人民应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 1929年，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张学良发动中东公路事变，企图强行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一方面，全国舆论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武装苏联”的口号，准备动员起来。红军采取措施遏制南京政府。军事行动。对比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理解，如果因为孙中山“暂时牺牲一部分”的言行，认为当时的孙中山“民族意识薄弱”，并不爱国。国家的权益”，总之，就像是在说列宁。或者说中共不爱国，恐怕很难相信。
================================
按我哥给的网址C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