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事件起因引发了诸多猜测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件事让这么多人感到惊讶？有几点。一是中国民航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安全飞行记录。上一次发生严重空难是12年前河南航空从哈尔滨飞往宜春的宜春空难。
二是飞机型号为波音737-800，机龄只有6.8年。在航空界，这是一款非常年轻的飞机，应该不会出现太多问题。
当然，有人提出，该型飞机自2006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6起事故，这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美国有关部门也发现部分新制造的批次在机翼接头处有裂纹。（基本上是旧飞机）。
然而，波音 737 是世界上最畅销的飞机，包括中国。从数字上看，似乎暂时还难以确定。这是这个模型的问题。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飞机失事。虽然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但根据目前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它在飞行过程中经过的地区天气并没有明显变化，坠机前也没有“五月天”信号。“Mayday”是在车辆发生事故时发出的紧急呼叫的通用代码。
而从当地某矿井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出，飞机几乎是近乎垂直的角度坠落，这种坠落形式也比较少见。随后，据报道，广州白云机场的管制员注意到飞机正在快速下降，并呼叫了飞机，但无人响应。
三分钟下降8800米，直线下降如此陡峭，这是空难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因为空难最容易发生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所以巡航过程中的事故比较少见，而且如果在巡航过程中出现问题，往往会在半空中解体后抛物线向前冲，然后坠落。
因此，对于这一事件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和不同的理论。
02.
媒体是否在消费受害者？
那么，这就涉及到现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报道或者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道德标准？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晒出了作者微信群中一个视频账号的截图。群里有人号召大家把崩溃的话题带上去，创造相关的创作。
这张截图曝光后，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他们觉得时间到了，他们还在提醒别人，写什么更容易获得支持，更容易引起关注。这被视为增加了粉丝和读者。量，甚至是增加未来收入的机会？是不是太多了？
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从事媒体行业几十年的人，我首先得承认，从某种角度来说，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截图之类的视频号，还是公众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嗜血”。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几天大家还是很关心的乌克兰战争问题。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许多无辜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但我们仍在报道此事。这是因为我们想继续吸引读者吗？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正在吃乌克兰人民和双方士兵的“人血包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当这个世界发生重大灾难时，总是各种媒体的点击率会更高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心这个事件，即使它是一个重大的悲剧。人们需要来自各种媒体的信息，这些媒体的关注度也会增加。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层面讲，就像刚才提到的，如果社会有一个集体眼球，这就是今天的集体眼球所在。那么，作为媒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有责任回应公众此时最关心的事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他们通过调查和慎重获得的一些信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甚至意见或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确实是在吃我们难以摆脱的“人血馒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吃这些灾难的受害者。
但是，既然是消费，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只关注如何吸引注意力，如何让更多人注意到我们的内容——“只是”是这里的关键词——那么问题就大了。
作为媒体人，对得起这些灾难的受害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在灾难发生时不关心或不报道，而是尽可能客观、详细地收集信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查核实，然后向公众报告。这是一种对得起公众和受害者的方法和态度。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心，你只想着如何吸引眼球，你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内容，比如我们这几天看到的，有人说这是波音有问题? 美国有阴谋吗？
如果你写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的内容，很明显你根本没有关注受害者，也没有关注这件事的本质，哪怕只是发在微博上吸引别人点赞。转发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错误。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引起注意？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集体情感之一。这两年，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世界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结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我们以外的其他国家产生怀疑，甚至敌视。
因此，这些主张符合当今看待世界的认知方式，并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幸运的是，这些主张不再广泛传播。
03.
报告中更复杂的道德问题
但灾害报道和讨论的伦理可能比这更复杂。比如，在事发一天之内，《人物》发表了一篇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物》，现已从公众号删除），发现了部分乘客在航班上的故事，采访了部分乘客或机组人员。有关人员。
这篇报道感动了很多人，因为它写了飞机上的那个人，他在做什么？他在期待什么？他爱什么？然后就这么短短的三分钟下来，就全部被打断了。
原本，空难似乎离我们很远，但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离我们有多近，甚至是另一个版本的我们。因此，读过它的人会有非常强烈的同理心。
但该报告也引起了一些批评，被视为一种消费形式。一些评论指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架航班上的乘客或机组人员，假设他们已经遇难，受害者的姓名是否保密？如果我真的想写他们，我应该使用化名吗？
第二点，此时采访遇难者的朋友或同事，会不会给这些已经在受苦的人带来二次伤害？
有很多这样的讨论，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只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当我们报道一个所谓的负面新闻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暂且用它），涉及的人是否应该使用化名，其实是很多媒体争论的问题业内人士，但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识的。
例如，如果举报的事件涉及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可能无法在举报中使用全名，仅指姓氏加某某；事件涉及一名精神病患者，从保护患者的角度出发，不能透露姓名，以免日后受到社会更大的歧视；二次伤害。
然而，像这样的事故遇难者姓名怎么处理，却未必这么简单。因为相反，这些人，作为我们人类的成员，作为我们的同胞，可能需要在发生不幸事件时知道他们的名字。
首先，它服务于某种公共利益，因为也许我会在上面找到我认识的人，这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二，因为这些人是无辜死去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坏事。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可以说，什么样的名字不能说。
那么，采访与受害者有关的人会不会对这些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呢？在新闻伦理中，我们也对这类事情有一些传统的规则或规范。
如果记者在得知遇难者情况后，在调查机关正式通知前联系遇难者家属，则违反新闻职业道德，不符合采访标准，因为记者没有资格和权利通知他们的家人。
不过，如果记者确定遇难者家属从官方渠道获悉消息，可以联系家属并邀请探视。如果家人拒绝，他们就不能再接受采访，也不能报告他在拒绝期间所说的话。
需要指出的是，这项规定仅限于受害者家属。遇难者的同事或朋友一般无法收到正式通知，可能会被记者告知。一般来说，在媒体的道德规范中，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可以问，这是为什么呢？我只能说，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套面试规范，不仅在西方，在我国也有，大学相关专业都在讲授。
这些规范有的是对历史上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是在媒体上追求一种平衡，即如何尽最大努力让公众知道，同时又要保护最需要相关人员的隐私，照顾他们的感受。
我不认为人民的报告有太多的道德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大家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这样的报道，而是上面提到的毫无根据的猜测。
04.
讨论可能不限于活动本身
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些评论和分析，围绕这个事情的边界，引起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那就没有问题了。
例如，我们可以关心飞行员的工作压力。关于这件事其实有很多研究，有一种说法叫做“飞行员悖论”。
驾驶飞机是一项技能密集型工作。培养一个合格的飞行员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飞行员的责任也很大。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小错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相对而言，飞行员的力量很小，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他都受到各种控制。正是因为飞行员的责任太大，所以管理会非常严格。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这可能会导致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被动态度。这种态度与他们面临的高责任、低权力的情况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在高压下工作，如果犯了一个小错误，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正常飞行时，他们不会得到太多的奖励。这就是所谓的“飞行员悖论”。
我们已经对人类飞行进行了各种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关于交通安全问题，甚至是空难，也有很多专业的学者在研究。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她的名著《挑战者发射决策》（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就是研究空难，研究是在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在升空73秒后解体。
为什么社会学家要研究这个？这里有一个背景。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经常对人类组织现象进行大量研究。无论是经济组织、政府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组织，都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和错误。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
工厂也是一个组织，有一位研究美国工业安全问题的先驱赫伯特·威廉·海因里希（Herbert William Heinrich）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叫做《海因定律》。通过系统调查，他发现，每起非常严重的工业事故背后，都有29起轻微事故；每一个小事故的背后，都有300个错误。
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律意味着一个重大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一系列的问题。空难的调查之所以对我们很有帮助，是因为空难是一起重大事故。这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它已经说明了它背后还有其他问题。除了机械部分的问题，也可能是组织的问题。.
如果是组织问题，背后可能还有一系列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往往被我们忽略。为什么？
上面提到的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她的研究指出了一种叫做“偏见正常化”的现象。以 1986 年的挑战者号坠毁为例。她发现它爆炸的原因是连接火箭发射发动机末端的密封件中的橡胶 O 形环断裂。
事实上，在发射之前，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们就担心 O 型圈无法承受 1 月份佛罗里达州的寒冷天气，但任务还是照常进行。结果，挑战者号爆炸，造成七名宇航员死亡。
沃恩发现，在前几年的九次航天飞机发射中，实际上有七个 O 形圈出了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为什么人们还认为航天飞机可以照常发射，而忽略了这个问题呢？她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偏差归一化”。O型圈的问题是一个偏差，但是这个偏差却被大家忽略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大家接受了。
为什么这种非常规的事情可以接受？这涉及对风险的感知。在一个组织中，新人进入后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但在组织中待久了的人会对他们说：“别担心，没关系，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一些违反规范的事情视为组织健康运营中可接受的偏差，因为它通常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甚至没有任何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接受问题并等到发生可怕的事情错误的。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几年前的《八分之一》中，我也谈到了一些与空难有关的事情。很多问题都讨论过了，这次我会越走越远。此时此刻，我只能向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哀悼。我希望你是安全的，放心，并表示哀悼。
配图：《我们与邪恶的距离》、《苏利船长》、《普通人》
《华盛顿邮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