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西部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30多年过去了，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困难、艰辛、风险和悲痛依然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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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索中探寻氢弹之谜
当今世界，原子弹和氢弹在所有国家都是绝对国家机密。一个国家再友好，也对它守口如瓶。1950年代初，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在这方面也无可挑剔。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来，科技人员对氢弹的研制掀起了极大的热情，但当时他们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以原子弹为扳机，首先当原子弹引爆时，爆炸产生的超过百万度的高温会导致氢弹的热核材料剧烈融合，释放出更多的原子能，使温度极度升高和压力，从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当时并不知道更深层次的原则和方案。怎么做？
在讨论中，科学家们认为美国人引爆了自 1952 年 10 月 31 日以来的第一个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自 1953 年 8 月 21 日起爆炸了第一枚干式氢弹装置；英国自1957年以来就引爆了第一枚干式氢弹装置。第一枚实验性氢弹原型机于5月15日引爆。距今已有约10年的时间，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和技术报告中，总是被一些文章讨论和炫耀。就连身边的点点滴滴的报道也会给我们启发。为此，科技人员对相关国际论文、杂志、学术报告等刊物进行全面检索。
付出就有收获。终于在氢弹的科技报告中，几句话就出现了线索。话不多，但灵感却很有价值。受此启发，专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次的计算，最终揭开了氢弹原理方案之谜。当然，仅仅几句话的灵感并不能成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研究团队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不久前，有一部关于从事核武器研究和设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电影。为了计算某一个数据，每个人都有一个算盘，几十个算盘都被破解了。这只是电影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算盘也算不出这么复杂繁琐的公式。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购买了一台小容量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不得不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容量最大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这台计算机首先保证核武器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必须让路。相关研究人员编写完计算程序后，奔赴上海，而计算完成后，他们就返回北京，然后编写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回回，直到准确计算出氢弹的计算数据。这台电脑为我国发展核武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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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法
中国科学家从一开始就提议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掷氢弹。也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装置。由于该装置不是武器，因此仅用于实验。
1954年2月8日，美国人在比基尼岛试验场引爆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 1956 年 5 月 20 日，它才首次由一架 B-52 轰炸机携带并空投到比基尼岛。氢弹。中国科学家提出就地进行氢弹试验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令人难忘。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由于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有效载荷不到10吨，所以氢弹的总设计重量也必须在10吨以下。又如：原飞机不存在放射性污染问题。现在要执行这项任务，需要对轰炸机进行改装。要防止氢弹投下后人员和飞机受到放射性污染。
当年，当轰炸机投下氢弹返回基地时，飞行员、领航员、机组人员列队向聂荣臻报告：“任务完成！” 聂荣臻问他们：“这颗氢弹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投下的吗？” 工作人员回答：“是！” 他们的反应是严肃和兴奋，自信和害羞。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由心中涌起一种敬佩和喜悦。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工程师。当我亲眼目睹这一大场面时，我激动又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冷静勇敢的飞行员时，我冷静下来，问飞行员的名字，准确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向中央通报情况时，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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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氢弹投掷过程中主降落伞撕裂
正式轰炸前，必须投掷一枚模拟氢弹。所谓模拟氢弹，是指炸弹的形状和重量与真正的氢弹相同，内部是一个配重——“死腔”。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67年初，当模拟氢弹投下时，悬挂模拟炸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被撕裂，撕裂严重。
我匆匆赶到了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厂。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厂已经完全停产，大型生产厂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很匆忙，这就是工厂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鼓起勇气，咬紧牙关，和几个当权青年谈一谈对国家和世界革命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影响，要求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般地，他们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由专机紧急送往新疆基地，在那里挂上真正的氢弹。
组装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过程，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打开降落伞，铺在地上，是一个中型会议室大小。我们选择了几位优秀的工人。在折叠雨伞的过程中，他们将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拿了下来，包括他们的徽章，并不断检查自己的衣服，看看纽扣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硬物落入保护伞之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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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在投下氢弹时多飞了一圈
按照氢弹试验确立的精确工作程序，飞机飞越核试验场，飞行的第一圈就是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做好心理准备。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掉下来。飞机在投下氢弹之前飞行了第三圈。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6月17日上午，试验场上空晴朗。各位，各取所需。一架银白色的喷气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中，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着靶心飞了过去，指挥所的喇叭传来命令：注意！第二轮即将投弹。但是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是吗...？
指挥所从喇叭发出命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多次发出这样的命令，无疑是为了稳定飞行员的情绪，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但就当时的我们而言，我们的心已经到了嗓子眼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恐怕已经到了极限。飞机飞到了第三圈，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非常强烈的闪光，然后轰鸣声响彻天际，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 我们成功了！
后来才知道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这次任务的一名飞行员和我有一个熟人。我们谈话时，我问他在投下氢弹的前一天晚上睡着了吗？他说：“老实说，我一分钟都没睡着。我说：那首长为什么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睡得好不好，你们齐声回答：“我睡着了，我睡得很好！”他微微一笑，向我行了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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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氢弹研发基地在青海，总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由于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它们不能通过飞机或汽车运输，只能通过火车运输。而这种列车是一种特殊的特殊列车。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普通的旅客列车，但每节车厢比普通旅客列车多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与国家领导人专列同级。这趟专列从青海出发后，加强了警戒线。沿线铁路部门被要求按照高层领导的标准对待列车，却不知道车上的高级“乘客”就是氢弹。
曾经在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外面请来了几名建筑工人。为保密起见，还派了几名解放军士兵站在他们旁边观看。施工师傅特别不服：你们单位这么稀有怪。我们在北京修了很多大干部的房子，还没有你保密，这是什么？
1960年代初，少量实验核材料从包头运出。这些材料是我和西直门火车站保安处的一个负责人捡到的。当时，西直门火车站的保安人数和紧张程度不亚于某国领导人的访问。我们带了几个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我们就疏散了车站内的所有人。很快，一辆卡车缓缓驶入车站，卡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的9——这是爆炸药最高级别的标志。从面包车里拿出来的是一个小木箱，后面跟着拿着枪的警卫，直到木箱装上车才离开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时间是，警卫又围住了车。这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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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二将军考试前突然死在办公室
赵二将军是老将军。当时，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船舶工业部、船舶工业部的主管部门。导弹工业部，所以赵尔禄是这六个军工部的领导者。他的责任 你可以想象负担有多么沉重。
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发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和组装第一颗原子弹时，赵尔禄决定出差到西北去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核试验的参谋，组织决定让我跟随。最后一站，我们到达了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当时他患有肺气肿和哮喘，明显呼吸困难，无法呼吸。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工作，观察现场，听报道，了解情况，一直忙到深夜，他终于撑不住了。他连续吸了好几次氧气，但都无法缓解。他每晚只能躺一个多小时，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坐起来喘口气。. 跟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又是羡慕又是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正处于紧张研制之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候，洛瑞卿已经败下阵来，赵二禄自然是被指挥了。少部分人突袭赵二禄家，大批人围住国防工业厅办公楼，用扩音器广播：“出来，赵二禄！” 赵二璐出不了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传来愤怒的叫喊声。他很着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无奈。
1967年初的天气特别冷，办公室里的暖气晚上就熄火了。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人，对氢弹的工作焦虑抑郁，身患各种疾病。冰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但身边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亲友。1967年2月2日凌晨，这位62岁的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哮喘发作，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67年2月2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通知赵二禄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在中南海休息是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禄已经死了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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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几个月前就知道中国将进行核试验
1967年初，从美国通讯社和我国收集的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中国即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其绝密的事件是如何传到美国人的？起初我们不明白，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随着调查和了解工作的深入，通过分析研究揭示了秘密泄密的真相。中国没有泄露机密，但核试验基地的地点被美国侦察卫星探测到。
参与氢弹爆炸效果试验的设备设备很多，美国的侦察卫星也经常定期在头顶飞行。在罗布泊的时候，不止一次看到头顶上飞过闪闪发光的卫星，而且飞行路径基本一致。当时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它捕捉并传回了地面上的壮观景象。很自然的判断，中国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
1966年，我国用热核材料进行了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飞机飞越太平洋，回收爆炸后的大气尘埃颗粒。经美国人分析，它确实含有热核材料，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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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氢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一句话
在距离氢弹爆炸试验靶心十余公里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观察沟。战壕里，有专门的电话线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堂周恩来办公室。测试前，任何人不得使用。
1967年6月17日早上7时许，聂荣臻等各部门领导在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陪同下，提前来到了核试验场的战壕。有幸站在聂荣臻身边。
7时许，核试验基地一号指挥员张某报告称，搭载氢弹的飞机已从基地机场起飞，正驶向试验场。很快，指挥部的扩音器宣布飞机正在接近试验场。紧接着，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拉着白烟飞过试验场，携带一枚氢弹在我们头顶盘旋，进入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氢弹爆炸了，巨大的蘑菇云在空中不停地翻滚，越大越壮丽。
就在这壮丽的景象映照大地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实验成功了！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高呼：毛主席万岁！
氢弹的许多重大政策和政策，都是周恩来亲自实施的；但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谦虚令人钦佩；另一方面，喊出这样的口号，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度兴奋的表现。
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距靶心区十多公里的临时宿舍时，我们很惊讶地看到宿舍的门窗都被撕开了。这么远，氢弹的冲击波威力还是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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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副部长被迫成为“八级瓦工”
李觉元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代后期调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一任院长，后调任核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他既不是核物理专业的，也不是其他专业的技术干部，他是如何带领这些专家的？他的领导艺术是什么？
一是他非常关注各种科研项目的进展和问题，但从不指手画脚，让各级科研人员和负责科研的领导充分发挥主动性。
二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几句恰到好处的话来稳住自己的位置。例如：有时实验不成功，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他在分析会上说：“测试，测试，这就是事实。” 大家都明白了，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继续测试。
三是率先垂范。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物理试验场，人们经常看到李珏在组装炸药和插入雷管时端着小凳子坐在一旁。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最危险的场景陪着大家，心里也踏实多了。
四是真正关心人。国家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顿饭要一碗清水菜汤和一个馒头。过了许久，没有人能忍受，他们又肿又软。李觉组织工作人员在青海湖抓牡蛎，在山里猎黄羊，在草原种土豆，然后用火车运到北京，改善大家的生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前后”。
五是激励大家谦虚谨慎。在知识分子堆积如山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产生自豪感。他说：“我们谁都不应该成为镜头前的演员！” 这意味着不要表达自己，而是要谦虚。
然而，这位自我国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一直担任研究所最高领导人的老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时间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起初，他不断检查和审查。后来，他甚至不能工作。在氢弹试验期间他找不到他。后来，人们说他成了“八级瓦工”。
“文革”时代，无论哪个单位有两个派系，派系每天都在战斗。此时，李珏展现出独特的性格和非凡的智慧。他自觉地主动成为“八级砌砖工”——即“高级泥工”。和谐来来去去，确实有一些效果。有一次，李珏和先妮之后，一方向另一方提出：我们先暂停辩论，等科研项目开展后再讨论这一段。
后来有人评论说，除了李绝，没有人能对付这泥泞的泥土。如今，人们回忆起这件事，大家都普遍感受到了当年离绝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两个派系之中，他不能有一点倾向，就算有自己的看法，也不能表现出来，否则，会被抓到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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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欢迎聂帅归来
1967年6月17日上午，氢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决定从核试验场乘坐小型运输机返回核试验基地，我们跟随他返回基地。
在核试验场，每个人都可能减肥，这取决于他在那里呆了多久。因为核试验场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吃的包子都是沙包子，咬起来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泡出来的茶又苦又涩，因为罗布泊地区的水是苦碱性水——多年来，指挥官连自己的碧螺春都用这种水泡过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晚上，蚊子追咬人，每个人头上都戴着网。如果他们不说话，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于吱吱嘎嘎的声音，这是一只饥饿的老鼠在啃电缆的外皮。
我们回到了核试验基地，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被告知第二天早上要坐聂荣臻的专机回北京。我们顿时紧张起来，准备马上回京报到。这次氢弹爆炸试验的报告材料可不是那么好写的。例如，氢弹爆炸成功的基础是什么？这种氢弹爆炸的TNT当量是多少？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数据说话。于是我立即收集了现场几位知名专家总结的数据，估计确实是氢弹爆炸，威力在百万吨级TNT当量。
6月18日，参与试验的科学家和各部门负责人乘坐聂荣臻的伊尔18专机从新疆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飞机停下后，第一个登上飞机的“酋长”，是一个白胖可爱的小女孩，原来是聂荣臻的孙女。聂荣臻见到她很开心，亲了亲她。
参加试验的我国人民车队进入北京，只看到“我国成功引爆氢弹”“这是‘文革’的丰硕成果”的大标语。看到这些标语让我想起了我在降落伞厂赶新降落伞生产的时候。这样的口号真是讽刺。今天，我们希望保留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那些荒唐的事情现在再也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