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发布了四段非洲裔帕特里克·莱奥亚被警察枪杀的视频，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数百人聚集在大急流城市中心，抗议警察的暴行并要求伸张正义。为什么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在美国警察的枪口下被杀？为什么暴力执法的美国警察往往会被轻判？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针对美国暴力执法背后的种种问题，专家分析指出，暴力执法与种族歧视、枪支暴力、政治制度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已成为根深蒂固的问题。 “美国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 .
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洲人后裔被杀？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发布的4段视频显示：4月4日凌晨，密歇根州警方拦下了26岁的非裔美国人帕特里克·莱奥亚驾驶的汽车。 Leoya下车后，警方要求他回到车上并出示驾驶执照。 Leoya未能出示驾驶执照并试图逃跑，警察开始追捕。打斗过程中，警察试图按住Leoya并拔出电击枪，Leoya开始抢夺。警察随后拔出手枪，朝Leoya的头部开枪。
代表 Leoya 家族的律师 Ben Crump 发表声明称，警方没有必要对赤手空拳的黑人使用过度武力。
2020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窒息而死，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全球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示威根据独立调查项目“警察暴力地图”提供的数据，在弗洛伊德被杀后的一年里，又有 181 名黑人死于警察执法。
为什么这么多非裔美国人被杀？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孙承豪指出，美国的暴力执法问题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密不可分。客观地说致命武力新世界，非裔群体的犯罪率高于其他族群。尤其是疫情爆发后，美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少数民族获得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公益资源比白人少。族裔冲突愈演愈烈。美国警察对非裔群体存在偏见，警惕性和紧张感更加明显，在与非裔犯罪嫌疑人打交道时更容易采取暴力措施和危险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非裔群体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多，警察与非裔群体的冲突越来越深，暴力执法的概率越来越大。悲剧了。
“美国警察暴行的问题，与美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密不可分。如果再深入一点，我们会发现，种族歧视本质上是一个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志分析，美国不同种族的贫富差距很大，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不同的收入。美国相当一部分非裔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难以接受优质教育和顺利就业。主流社会的代际边缘化。美国警民之间长期客观的冲突，与美国的高枪支拥有率和非裔美国人的高犯罪率有关。其背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面临的制度性歧视的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什么警察暴行在美国经常被轻判？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2020 年 5 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谋杀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白人前警官德里克·肖万已被判处 22 年徒刑。入狱6个月。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 Keith Ellison 表示，Chauvin 因使用致命武力已成为“警察服刑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但是，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判决很少见。 《柳叶刀》报告显示，1980 年至 2018 年间，美国约有 30,800 人死于警察暴力，其中非裔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3.5 倍。
根据《警察暴力地图》统计，2021年美国将有超过1124人死于警察暴力，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暴力犯罪甚至没有犯罪的情况下被警察杀害从 2013 年到 2020 年，98.3% 的暴力警察没有被指控犯罪。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美国警察因暴力执法而受到法律制裁。
“在弗洛伊德案中，肖万被定罪主要是为了给愤怒的美国人民一个‘忏悔’。”魏南志指出，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由于司法系统一直对警察执法采取保护措施，美国对警察暴行案件的判决往往表现出有利于警察的结果。美国也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过去已经审理过的案件，将成为新案件审理的重要参考。因此，从轻处罚美国警察已经成为常态。
据《纽约时报》报道，“警察基于正当恐惧的行为可以被原谅”的观念在美国很普遍。如果警察能够合理地解释他们的行为并证明他们曾一度相信自己或同事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陪审团通常不会对警察定罪。
孙承豪表示，迄今为止，美国司法系统对警察暴行的态度相对宽容。法律对警察更有利，赋予他们使用武力的自由。警方在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有权选择开枪等对犯罪嫌疑人较为危险的行为。此外，包括陪审员在内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信任警察，因为他们希望警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美国民众在遭遇警察暴行后起诉警察的概率非常低，起诉后被警察定罪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事件？
今年2月26日，美国纽约举办了一场纪念非裔青年特拉文·马丁的活动。 10 年前的这一天，17 岁的马丁被白人警察乔治·齐默尔曼残忍枪杀，最终被判无罪致命武力新世界，这一判决在美国各地引发了抗议。纪念活动上，美国民权组织领导人艾尔·夏普顿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远未根除”。
“警察执法暴力问题与种族歧视、枪支暴力等社会慢性病交织在一起，成为根深蒂固的‘美国病’之一。”孙承豪指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持有枪支。近期，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日趋严重，“鬼枪”屡禁不止，在非裔美国人聚居的社区犯罪率尤其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察的生命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他们在面对非裔犯罪嫌疑人时更有可能采取开枪等高伤害行为。同时，由于美国各州对警察执法的规定不同，缺乏统一的限制标准，警察系统对暴力执法的约束力明显不足。近年来，美国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要求佩戴随身摄像头，但这种技术上的小改进对于解决警察暴行问题来说是杯水车薪。
魏南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暴力犯罪率明显上升，弗洛伊德事件等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层出不穷。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事实上，每当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金融危机、就业危机发生时，种族冲突、暴力冲突等社会问题就频频发生。种族冲突已被扭曲为警民冲突。美国政府解决不了问题，就掩盖问题，转移矛盾。因此，人们会看到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场景：美国的种族问题被炒作、激化、放大，却从未真正改变过。可以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社会土壤并未除掉，暴力执法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所说：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需要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采用整体而非零碎的方法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系统性歧视和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