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7日，江苏解放区徐州机场，一架美制C-46运输机缓缓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士兵们，两人走下吊梯，手牵着手热情地伸出欢迎人群，看着笑脸，听着熟悉的当地口音，不禁流下了喜庆的泪水。他们撕下帽子上的国民党军徽，开车离开机场。
他杜道士，曾任国民党驻台空军第8旅机长、飞行员，在第20旅长郝子怡的协助下，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突破国民党飞机尾追新中国空军第一人，经过7个半小时的艰苦飞行，弹了200多个弹孔，终于降落在我的徐州机场。成为第一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的从台湾飞回大陆的飞行员。
此时，位于长江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尚未展开百万大军过江之战。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的，我军一开始几乎没有防空力量，我担心国民党飞机会大规模轰炸我军，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然而，杜道士和两名飞行员起义的第三天，解放军100万大军浩浩荡荡过江，而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是最强大的。担心那些飞行员。向杜师道学习新中国空军第一人，干脆把人和飞机投入解放军的怀抱，起义。所以，这几天纪律严明，没有派飞机轰炸解放军，怕再起义。
我军广大指挥员表示，在都道士如此重要时期的飞机起义，在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积极影响。为此，4月23日，杜道士专机飞往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特地接见了他。杜道士握着两位首领有力有力的手，不禁感慨万千，再次泪流满面。两位领导都说他做得很好。
杜道士1917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南街一个书香门第。 1933年，杜道士毕业于北京第四中学，考入惠文中学。 1935年冬，他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北平12.9学生运动，思想趋于好转。 1936年冬，杜道士不顾丧母的强烈劝阻，放弃了进入清华大学深造的机会，毅然报考国民党航空学校。
1943年，国民党空军第八旅需要补给飞机，杜道士被派往美国接收新型B-24远程轰炸机。在美国逗留期间，斯诺等进步记者报道了延安革命的进展，英文书《红星照耀中国》等成为他最喜欢的读物。他还经常与同学兼好友刘山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再加上国内老师和朋友的介绍，杜道士很佩服延安清廉、拼搏、团结抗日的革命精神。基于对进步和光明的追求，对延安的向往和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憎恨，杜道士已经萌生了弃暗投明的念头。
在策划起义期间，杜师道带着妻子和女儿搭便车，避开了中队长和间谍的“周日访问”。去海边。刚到海边没多久，他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急促的汽车声。望着威风，几人从一辆停在安南路口的中型吉普车上跳了下来。领头人是空军第八旅政治训练室主任谢某。杜道士见敌人追来，只得装作若无其事，带着妻女沿着海岸向北走。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浅绿色布袄的修长身影向他走来。 “杜前辈，我看到你了！”杜道士一看，是他的老朋友，曾任空军第八旅机械师的郝子义。共同的爱国思想早已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晚上 10 点4月16日，杜道士准备睡觉的时候，郝子怡偷偷溜进来敲门。郝子怡小声告诉杜道士，第20旅团长毛尚珍（蒋经国的表弟）明天早上要坐C-46飞机到南京，安排他准备飞机。郝子怡顺风顺水挑了一个全队最老练的333号，为之加油。
4月17日黎明，杜道士折叠身体，将装满子弹的手枪挂在脖子上。三张标明的地图和各种彩色铅笔等飞行用品被塞进衬衫口袋，再套上船员常穿的浅绿色布袄，告别妻子，悄无声息地溜出家门， 4点前到达新竹桥旁边。不一会儿，郝子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郝子怡大家都很熟悉。在机场门口，他告诉警卫，他将为中队长毛尚珍准备飞往南京的航班，顺利进入机场。
为了方便行动，郝子怡此前曾将飞机拖到跑道旁边的停机坪。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杜道士坐上驾驶位后，将手枪上膛，递给郝子怡，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一脸严肃的说道：“有问题就打这里，别让他们活捉他们。！”郝子怡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当时针指向5点时，天已经亮了。大油门，飞机侧身起飞。离开地面后，两人相视一笑，为顺利起飞而庆幸。为避开地面障碍物，飞机急升，离开机场，向西南方向飞去。为了避免被敌机跟踪拦截，他们没有直接向北飞，而是顺着正确的航向飞向了金马和厦门地区。起义成功了！
杜道士起义带回的美制大型运输机，编号8003，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视察。审查。
1949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杜道士为航空局（后为空军司令部）训练主任、助理教授。 1958年后，杜道士先后任空军独立旅旅长、飞行技术检查主任、航空学院副院长，后晋升师级顾问。 1978年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几十年来，他驾驶27种机型成功飞行4000多个小时，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飞行员和指挥员。在国家国土、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上级党委先后五次授予他三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三等解放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