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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黄惠顺:家与国,生死相托

“炮打进来了算我倒霉,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接着打下去。”

——黄惠顺

黄惠顺老人在观看抗美援朝战争示意图。中国军网记者伍行健 摄

初见黄惠顺老人时,他正驻足于上海市松江区烈士陵园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块展板前。那是一幅抗美援朝战争示意图,黄老摘下眼镜,手指沿着图中志愿军进军的轨迹缓缓滑动,每走过一个城市,都会或多或少地停上片刻,思索一段时间,平壤、金川、开城……一路向南,当老人的目光与铁原、金化、平康三座城市相遇,霎时间,老人身畔的空气仿佛凝重了几分。默然良久后,老人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故事。

(一)

黄老年轻时是炮兵观察员,主要任务是在制高点上观测敌情,为战友指明敌方重要目标方位,并在我方火力打击过后判断目标毁伤情况,可以说是炮兵的“眼睛”,他们传回的每一组信息,背后都是无数战友的生死相托。

黄惠顺1951年10月20日入朝作战,1953年回国。不到两年时间,说来短暂,却是老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而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正发生在这块“三角形”里。

在这里,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展开了持续一年多的交锋,战事之惨烈前所未有。

在这里,志愿军控制着一座海拔1062米的支撑点——五圣山。五圣山主峰东南4公里,有两处顶在美军前沿阵地的高地。时至今日,黄老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那块区域的地型地貌,更能毫不迟疑地说出它们的名字:597.9和537.7。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它们的另一个名字则更为熟悉——上甘岭。

在上甘岭纵横交错的坑道中,志愿军将士谱写出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背后,则是志愿军各参战部队的英勇无畏和密切配合。我军榴弹炮射程不如“联合国军”,为了保持足够的火力打击能力,黄惠顺所在连队把4门榴弹炮拉进了阵地前沿的坑道里,顶着“联合国军”的炮火压力,在最前线发出属于志愿军炮兵的怒吼。

在一次争夺中,“联合国军”的火焰喷射器从坑道口烧了进来,2门榴弹炮连带着许多炮弹被炸毁,两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了,大火整整烧了半天,战友们的遗体都化为焦炭,再也分不出彼此。打扫战场时,黄惠顺黯然神伤,很长时间都没吃下饭。战友的牺牲,愈发激起了黄惠顺和战友们的怒火,“活着的人一定要打好,给战友们报仇。”

说到这里,黄老一向沉稳平淡的语气突然变得激昂起来,仿佛又回到当年万炮齐发的战场。“我们没有畏惧牺牲,把上甘岭战役打到底,取得了胜利。”

此战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曾在《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作战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今秋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兵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要素。”时隔68年,黄老始终牢牢记得毛主席当时对炮兵的褒奖,每念及此都与有荣焉。

战后统计,对手在上甘岭超过一半的伤亡,都是由炮火造成的。而上甘岭连天炮火背后,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颠,许多如黄惠顺一样平凡的战士,潜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搜寻着敌人的踪影,把战友生死相托的袍泽之情,尽数化为坚守战位的动力,“不怕牺牲,做好工作。”

(二)

黄惠顺老人在讲述抗美援朝经历。中国军网记者伍行健 摄

登高远眺之际,除了搜寻敌人,有时也会想起故乡。

1952年春节,五圣山上一个无名哨所中,黄惠顺打开收音机,小心翼翼地听了5分钟广播。60多年过去了,那天广播里具体播了什么已记不清了,只知道,电波中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聊以慰藉思乡之情。那时候,条件艰苦,物资供给不足,电池要优先保障作战通讯,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听上一小会儿广播,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和祖国离得更近些。

同样只有在过节才能享受到的“奢侈”,还有那天的一碗饺子。从步兵战友那里要两颗白菜,再配上自己存下来的一点肉和面,一顿饺子的食材就凑齐了。再从哨所外随便挖几锹雪煮沸,哨所里每个战士都能分上一碗。这是黄惠顺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过的第一个春节,那碗饺子也成为他此生最为难忘的一顿佳肴。那一年,他刚刚20岁。

1949年11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目睹解放军进城的一幕,让初中刚毕业的黄惠顺萌生了从军的想法,并如愿考上军校。在不到两年的学习中,黄惠顺凭着过硬的专业素质脱颖而出,按计划本该留校当教员。后来,因为战争的影响,所有人的留校计划都取消。得知自己要被派往前线,黄惠顺反而更高兴了。“部队派你去了你就应该去,何况军人就要上战场嘛!”

驶过鸭绿江大桥时,黄惠顺凭着一腔年轻人的热血和一股朴素的家国观念,无畏地踏上战场。“我家里兄弟姊妹6个,我就算回不来了,家里也还能过得下去。”坚守在上甘岭的坑道中,目睹着无数战友的牺牲,黄惠顺也愈发看淡了生死。他笑着和记者忆起当时的想法:“炮打进来了算我倒霉,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接着打下去。”

烽火连三月,最念莫过于家乡。战事紧张时,自然是顾不上多想。偶有休息时,朝鲜半岛冬季恶劣的自然环境也让写一封家信变得没那么容易。黄惠顺在战友中文化程度比较高,经常有战友请他帮着写家信。可天寒地冻的战场上,连墨水都结冰了,写信的速度很慢,黄惠顺只能坚持尽可能多地替战友们执笔写信。可入朝以来,自己却没始终没能给家里去过一封信。不过,他把对父母亲人的思念,尽数倾诉在了全部寄回家里的津贴中,“这在当时可是不少钱!”说到这里,黄老脸上洋溢出孩子般的笑容。而对他的家人来说,能从按时收到的津贴中知悉远方家人安然无恙,便是最大的幸福。

1953年中秋节前后,黄惠顺随队踏上了归国的军列,再度望见了故国的明月,听到了亲切的乡音。

(三)

回国后,黄惠顺驻扎在大连,先后当过炮兵、防化兵,1966年初转业到江西九江,1976年又再度回到离家不远的上海松江工作。辗转多地,黄惠顺总是笑称:“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离家时还是少年,归来时已年逾不惑。20多年在外漂泊,无论是戎马沙场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黄惠顺总是把军旅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作风贯穿始终。在他心中,无论身居何职身处何地,唯有干好工作履职尽责,方能不负组织和战友对他的信任。无论是遍地弹痕的战场上,还是热火朝天的工厂里,那道瘦削的身影始终守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

黄惠顺(中)和老战友合影。中国军网记者伍行健 摄

转业之后,曾经的战争经历被黄惠顺深埋心底,即使是对家人也很少提起。黄老的孙子出国留学前,黄老曾随口和他开玩笑:“我当年出国的时候可比你还年轻几岁呢。”就这简单的一句话,已是黄老少有地主动透露自己“出过国”的经历。

“解甲归田”之后,黄老很少再和军营有所交集,可心中对军队的那份感情,从未被时光冲淡。

前不久,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黄老和几位老战友应武警上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邀请,再度回到军营,向年轻一代官兵们讲述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

重回军营,是一种陌生又熟悉的体验。“铁打的营房”,已数不清送别过多少不同的兵,而部队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营房,也多少会和老兵们印象里的营房有些出入,可以说是“人物皆非”了。不过,无论时隔多久,军营中那些似曾相识的意气风发的青春面容,总能引起老兵们的共鸣,“秒回”那段壮怀激烈的年岁。在故事分享中,黄老以坚定而不失激昂的语气,带官兵们“走”入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阵地。“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任务,你们现在各方面条件比我们过去要好得多,希望你们练好本领,继续保卫祖国不受侵略,让人民安享和平。”演讲渐进尾声时,黄老的殷殷嘱托,引得台下官兵掌声雷动。

和平二字的份量,在切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中重若千钧。踏上遍地弹坑的战场,举目望去皆是残垣断壁,黄惠顺不禁感慨:“朝鲜老乡的日子过得太苦了!”战争令人成长,为了和平的战争,会令人成长得更快。不知不觉间,抗美援朝战场的锤炼,让黄惠顺从一个听到炮声都会怕的瘦小少年,变得在两军阵前面不改色,还能一口气能搬运100斤的炮弹。而为了和平幸福生活干好自己工作的决心,更是被磨砺得愈发坚毅,永远烙在灵魂深处。

黄惠顺老人向记者讲述曾经的战地生活。中国军网记者伍行健 摄

珍视和平,更要永远保护好当下的和平。犹记得,活动结束后,黄老和战友们在食堂就餐时,恰好赶上官兵们开饭。官兵的午饭中,有白灼虾、红烧肉,蔬菜水果甜点更是一应俱全。饭毕,黄老独自起身来到窗前,静静望着官兵们秩序井然的排队打饭,目光中透着三分怀念、三分欣慰。他想起了当年和战友们围在一起吃“小豆腐”的日子——把野菜和豆渣搅拌在一起,便已是一道难得的战地佳肴,战友们吃得很香。而欣慰的是,昔日和战友们舍生忘死拼来的和平生活,始终有着新的守护者。至于剩下的几分笑意,则是在重回军营后,感受到官兵们各方面条件都远胜昔日,更有能力守护好这份和平岁月。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和战友们以一腔热血铸就家国安泰,又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见证着战友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黄老和很多老战士一样,对于个人得失早已不萦于怀。他们心心念念的不过是,自己和战友们昔日誓死守护的家国,能够永远远离战争的侵扰。

黄老常说,自己只是无数志愿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名战士,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平日的言谈举止中,也很难看出他和别的八旬老人有什么不同。可在70年前,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们,在家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九死无悔,把更多的父老乡亲挡在战火之外,让更多同胞得以安享今日之太平盛世。

那天的军营之行,黄老从年轻的战士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和战友们的影子。而当两代军人齐聚一堂之际,从那道已不复挺拔的藏蓝色身影中,记者仿佛触摸到了一种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的坚毅。那正是激励这支军队屡克强敌的力量之源——守护和平,保家卫国,青春无悔。

(协助采访: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