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利用核武器应对首场柏林危机，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危机初期，华盛顿当局通过向欧洲派遣能够携带原子弹的 B-29 轰炸机对苏联进行核威慑。当解决危机的外交行动停滞不前时，政府内部甚至出现了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声音和辩论。虽然这场危机以和平方式结束，但它加强了美国政府对核武器作为对苏联威慑工具作用的认识；华盛顿当局的相关核决定也成为美国战后以苏联为核心的“核威慑”。核战略形成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第一次柏林危机；美国；核威慑；核打击；核战略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将核武器视为最有效的国家战略威慑力量，始终将核威慑战略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但近来，欧美不少知名政治家、学者和分析人士开始认为，核威慑已经毫无意义，呼吁美国大幅削减核武器。相比之下，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不久，在2009年4月6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演讲中，还声称要大幅削减美国的核力量，甚至主张建立“无核世界”。 ，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学者们的倡议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让核威慑战略的讨论再次成为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的热门话题，并提出“美国长期坚持的核威慑战略是否已经过时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离不开对美国核威慑战略渊源和本质的认识，而冷战时期正是华盛顿当局形成核威慑战略的关键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形成，是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实际使用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的产物。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术著作对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但针对具体核威慑案例的专门讨论较少。作为“核时代”美苏首次正面交锋和早期核威慑思想成功应用的典范。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在核问题上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使核威慑成为美国核战略核心思想的内在动机，是看清帖子渊源和本质的重要窗口。 ——战争美国的核威慑战略。那么，美国如何看待和发挥核武器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政府内部出现了哪些意见分歧？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不同立场之间做出政策选择？危机中的核决定对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有何影响？本文将重点讨论上述问题。
一、对苏联实施核威慑：危机中的第一个核决定
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源于战后初期在分治占领德国的情况下，东西方在德国政策上的冲突。在冷战背景下，美、英、法单方面组建西德，在西部占领区实施货币改革，这与苏联对封锁西柏林对外交通、逼迫西方撤出的反应相互影响。它在 1948 年 6 月演变成一场危机对抗。
基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处于核垄断地位的现实，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8年4月向华盛顿建议使用核武器以应对苏联可能施加的压力在德国西部。尽管该提议当时遭到许多美国官员的反对和驳斥，但关于如何在苏联反西方行动中发挥核武器作用的讨论从未脱离美国决策者的视野。事实上，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谋划对苏联的核威慑政策。第一次柏林危机伊始，美军的主流舆论也认为必须体现核武器的国防价值，主张积极发挥“核外交”的作用。他们认为，核威慑理论上可以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威慑苏联不要让危机升级，同时警告莫斯科，任何可能使危机升级的行动都将带来“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核压力可能迫使苏联解除对柏林的封锁，甚至完全撤出柏林和东德。此外，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代表政府于6月2日向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提出5、6月26日。在加强航空运输的同时，他还重点要求美国考虑将空军战略轰炸力量集中在欧洲，同时增派能够携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 6月27日下午，在五角大楼皇家陆军部长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上，美国决策层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讨论开始了。讨论中，与会人员提出是否派出两架B-29轰炸机。该中队前往英国，并将其作为针对苏联的核威慑问题的基地。
在7月15日的第1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直言，派出B-29轰炸机的好处不仅是为了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坚定立场，也是为了刺激英国和法国做出他们不会做出更多的绥靖决定。军事代表惠特尼表示同意，称此举可以通过在英国领土上建立美国轰炸机基地来润滑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他强调，目前派遣计划已经获得英国内阁批准，但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美国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副国务卿洛维特多次表示，将“是否派出 B-29 轰炸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哪个政府会犹豫是否将武装部队派往名胜古迹，因为那是美军如何进入德国。他认为美国可以应友好政府的要求在其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并强调“以军事训练为借口是非常正常的外交做法”。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反对的声音。陆军部长罗亚尔认为，洛维特的借口将在与苏联的谈判中“给美国带来不诚实的指控”。经过投票，会议最终建议总统下令将13-29架轰炸机送往英国。
马歇尔和福雷斯特15日会面后前往白宫向总统汇报。杜鲁门“派出B-29轰炸机”的观点与会议的结论一致，即利用其携带和投掷原子弹的能力作为对苏联的核威慑。那天晚上，华盛顿宣布立即向英国领土上的皇家空军基地派遣 B-29 轰炸机。 7月17日，第28轰炸机大队抵达英国林肯郡斯瓦坎普顿；次日，第二轰炸机大队飞往莱肯希思； 8月8日，第207轰炸机中队和第371轰炸机中队混编。第 307 大队到达马汉。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还故意泄露轰炸机具备携带核武器的能力，甚至建议其携带原子弹。美国《新闻周刊》立即注意到核威慑的含义，并指出苏联将面临“不仅是失败，而且是彻底毁灭”。一位西方记者曾评论说：“这是第一次将核武器直接引入外交和暴力体系，希望以此规范他人的行为。”但实际情况是，这些飞机都不能携带原子弹。当时“美国空军的军火库中只有少数几架经过改装可以携带原子弹的B-29，而这些都没有运往英国”。此举的目的，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盛顿官员所说：“派出 B-29 的目的是制造这些飞机配备核武器的印象。这是一种心理战”，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核威慑迫使苏联。对柏林的让步。对此，前苏联陆军总参谋部海军上将尼古拉·切尔沃夫回忆说：“驻扎在英国的核战略轰炸机一到，我就得到了消息。我是总参军的学生。”评估美国的核潜力，尤其是那些能携带一两颗原子弹的90架核轰炸机，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200颗原子弹，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相当于200个广岛！”可见，由于不了解美国核力量的真实情况和出动轰炸机的内幕，苏联在消息一开始就感到压力很大。
从危机进程来看，美国通过派出B-29轰炸机对苏联实施核威慑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没有达到迫使莫斯科立即放弃核威慑的效果。对抗政策。 然而，事后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仍然认为，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害怕美国的核打击而进一步升级危机。
二、核威慑升级为核打击：危机中的第二个核决策
1948年8月初至9月中旬，美、英、法在莫斯科和柏林与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以解决危机，但由于分歧很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两侧之间。面对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挫折，美军提出了是否需要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问题。国防部长福雷斯塔尔在 7 月 28 日与皇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的会晤中提出，在柏林危机中应考虑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由于当时对苏联的核威慑尚未实施，与苏联的和谈尚未开始，因此该议案未得到其他人的回应。由于与苏联的谈判陷入僵局，福雷斯特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在 9 月 13 日的白宫高级别会议上直接询问总统是否准备在柏林开战。使用核武器。事实上，福莱斯特一直对苏联怀有敌意。因此，他对与苏联开战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远远大于其他官员。他认为，与苏联的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福瑞斯特的观点已经有了一群知心朋友。例如，9月14日晚，美国19家报纸的负责人在福雷斯特家的聚会上一致表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将让民众认为使用原子弹是理所当然的。 ";国务卿马歇尔和共和党人约翰·杜勒斯也表示，“如果你不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就会处决你”；德国军官克莱甚至表示“使用原子弹不应犹豫”，并威胁“首先用它来攻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表示，一旦发生冲突，将根据国家安全利益及时采取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使用原子弹。
不过，使用原子弹的最终决定权在于总统，杜鲁门的态度至关重要。福雷斯特曾多次说服总统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军方，并希望他果断行事。对此，杜鲁门曾在备忘录中表示，非常担心军方真的会要求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并强调“战争离我们很近，我不希望这样完全成为现实。”在上述理念的推动下，杜鲁门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使用权。在整个柏林封锁期间，他对来自军方强硬派压力的抵抗与他的“民治国策，总统拥有最终军事决定权”的理念息息相关。杜鲁门强调，“只有总统有权决定应该制造什么样的武器，是否为了试验目的引爆武器，以及决定何时何地交付或储存核武器。” ⑨ 自二战结束以来，杜鲁门一直对原子弹的使用持谨慎态度，坚持认为军队不应该负责监督核武器。正如他在柏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对战争部长罗亚尔说的那样：“你必须明白，原子弹并不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武器”，“它可以用来摧毁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这些都不是是真正的使用武器……所以我希望你明白，我必须考虑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不是炫耀的时候。”
当然，总统的立场只是美国没有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原因之一。以下因素也限制了华盛顿的决策。
首先，核武器的先天局限性和东西方在德国常规驻军的实力差距，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当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极为有限。虽然从 1947 年 6 月到 1948 年 6 月，美国的原子弹从 13 颗增加到了 50 颗，但是对于幅员辽阔、战略纵深的苏联来说，即使用尽了所有库存的原子弹不足以对它造成致命一击。此外，当时携带和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是B-29轰炸机。该型飞机的双向飞行距离有限，无法达到预期的军事效果。然而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是，尽管飞行距离很远，但新制造的 B-47 轰炸机数量有限。无法承担大规模核打击的任务。因此，“一旦美国的核打击不能对苏联造成致命伤害，苏联将有很好的挑起战争的机会，他们将利用其在德国和东欧的常规军事优势一举击败西方。俯冲。”根据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驻军共计90821人，在欧洲驻扎空军18443人，各类飞机共计不足400架；驻德、奥地利的英军包括4个师、3103426人，其中包括4个独立旅和4个独立步兵营；德国皇家空军有4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和6个战斗机中队共计11470人；法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只有75,000名士兵；相比之下，苏联在德国和奥地利的23个师34.8万人，以及包括699架战斗机、480架轰炸机和240架对地攻击机在内的庞大武装力量。上述常规武装力量对比的差异，是华盛顿在核打击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其次，盟国特别是英国政府对核打击的态度不利于美国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早在 1945 年 11 月，伦敦当局就在一份题为《英国现行核政策》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使用核武器击败苏联的两个必要条件：1、拥有大量现成的原子弹（大约1000颗左右）； 2、西方有空军基地，可以派遣直接轰炸机摧毁乌拉尔东部和西部的苏联城市和工厂。备忘录的结论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仅靠原子弹打败苏联是不现实的”。
此外，要捍卫的利益与采取行动的可能后果之间的价值比较，不利于对苏联进行核打击。杜鲁门政府在二战结束时使用原子弹袭击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这是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前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唯一一次核打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盛顿使用原子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的伤亡。但是，美国在战后用核武器处理对苏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与战时对日战争大相径庭。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有限的强硬政策。遏制苏联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及其既得利益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有争议。包括驻苏联大使史密斯在内的许多政界人士认为，应通过与苏联的谈判来化解危机；以皇家陆军部长为代表的多位高级军事将领也表达了厌战情绪。同时，作为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也认为，“美国对西柏林的占领不值得冒着战争的风险来维持”。如果要动用武力，就应该撤出西柏林。”
可以说，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对苏联确立的核威慑战略并没有上升为核打击政策，主要是受到冷战决策困境的制约。在冷战形势下，美国的外交决策有两大行为准则：一是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二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第一次柏林危机，德国在东西方核心利益区的军事挑衅引发的危机对抗，其走向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大大增加了潜在的战争可能性。 美国政府希望利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来迫使苏联放弃可能的战争企图，同时也考虑到实际使用核武器可能引发的冲突。因此，尽管杜鲁门在与苏联谈判解决危机的过程中，经常将苏联政府称为“顽固可疑的极权政府”，但他仍然不愿意通过对抗来解决问题，因为在他看来， “另一场战争的愚蠢和悲惨后果将形成民族自杀”。因此，“威胁使用但不实际使用”的思路成为美国使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指导原则，华盛顿当局最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依靠核打击对苏联。第一次柏林危机。
三、危机中的核决策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
美国学者Vodjtek Mastney认为，冷战一开始是一场政治冲突，但在1948年柏林危机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苏联的行为有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导致华盛顿看到莫斯科作为潜在军事威胁的威胁，
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相互关系。从 1946 年到 1948 年初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是，美国决策者主要关注苏联通过武装侵略以外的方式进行扩张。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认为，苏联的扩张给欧洲带来的潜在危险和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压力仅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至少在短期内，苏联不会对欧洲发动侵略战争。但随着柏林的封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拐点，认为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失误或东西方之间的失控争端，它需要面对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的主导观念是，如果苏联在 1948 年初制造“捷克二月事变”，以政治渗透的方式在东欧进行公开扩张，那么它就实施了柏林封锁。迫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撤离是公开的行为。军事挑衅。
这场危机为美国保守派和反共势力提供了对苏联实施更严厉政策的借口，凸显了军事力量作为实施遏制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并改变了政府决策者' 对使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工具意识的态度。尽管美国在战后初期长期保持对苏联的战略优势，但在 1948 年之前，它很少关注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仍然认为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常规武装上。杜鲁门几乎在危机发生的同时表示：即使爆发战争，美国也只会在常规军事战斗面临失败时，将核武器作为最后的手段。政府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官员也认为，重新开战的可能性仍然属于常规武器对抗的范围，国家安全资源局和军需部都已优先实施普通战争动员计划然而，危机发生三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通过向欧洲派遣能够进行核打击的轰炸机对苏联实施核威慑，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份文件，强调苏联人绝不能认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莫斯科政权有这样的印象，他们会主动挑起正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阻止的那种侵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编号为NSC-30的《美国核武器政策报告》中首次提出核威慑理念。报告还指出，一旦发生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敌对行为，军方必须迅速有效地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在文件精神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夯实核威慑的物质基础，在继续加快生产核武器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携带和投掷核武器的轰炸机数量，他们的飞行范围扩大到可以包围苏联的地步。美军海外基地态势网络⑧。到1948年底，美国具有核投送能力的各类轰炸机数量大幅增加，其中B-50轰炸机至少18架，B-36轰炸机至少4架，B-29轰炸机数量也达到1947年。年底3次。虽然战后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在整个 1940 年代后期仍处于初始状态，但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影响下发布的 NSC-30 核武器使用文件，真正成为美国的“核”威慑”是苏联核战略形成的重要环节。
客观地说，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投下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时，美国政府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核战略，但在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之后，基于相关竞争，核武器被政府置于战略高度，确立了新的战略形态——核战略。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原子弹问世之前就曾预测，这种武器将成为对苏联军队的军事制衡，并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二战结束时首次使用它。 ，或者更多是为了让这种新武器体现出它的军事价值。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和冷战的爆发，核武器逐渐超越了一般军事武器的功能范围，成为美国外交领域至关重要的“政治武器”。在苏联于1949年8月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之前，美国一直处于核武器的独家垄断地位，但华盛顿的核战略远非一个完整的体系。亨利·基辛格曾指出，当时美国制定核战争计划和部署核武器，主要是从对苏联等拥有少量原子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的角度出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决策地位与基辛格所说的大致相符。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就华盛顿的决策而言，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相关核决策及其对解决危机的积极作用表明，核武器是苏联的有力工具。冷战和对苏联的威慑。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这场危机中使用核武器，为美国形成以“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提供了成功范例。当苏联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也开始拥有核武器时，这种范式的影响并没有消退。相反，它坚决敦促华盛顿的决策者建立更成熟的核威慑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50 年初发布了 NSC-68 文件。就是证明。这份美国冷战政策纲领性文件，在总结苏联以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代表的战后一系列对外活动的基础上，指出美国正面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国家政权。华盛顿必须全力应对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侵略和扩张运动的威胁，为此必须特别增加其核力量，以便在没有战争甚至强迫它的情况下遏制苏联改变苏联体制。 NSC-68文件主张，要具备威慑性核报复能力，就需要增加核武器储备，加强核报复力量的战争状态，以有效抵消苏联核技术的发展和发挥常规力量优势，利用军事力量威慑战争，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于是，美国正式确立了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不难发现，NSC-68 文件中对核威慑战略主题的表述，实际上与美国在 2019 年“威胁使用但不实际使用”的核决策理念相吻合。第一次柏林危机。 NSC-30文件——《美国核武器政策报告》的思路的延续和深化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
四、结论
从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决定来看，华盛顿当局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威慑苏联核武器的战略，而不是将其提升为核罢工政策。有人称之为核讹诈。 This policy philosophy is understood to be the germ of a mature U.S. nuclear strategy. Inde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successively implemented a "large-scale retaliation strategy", "flexible response strategy", "realistic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Star Wars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after its own nuclear monopoly was broken. A series of specific nuclear strategies, but its basic connotation has not undergone essential changes. These nuclear strategic plans at different stages, lik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nuclear decision-making thinking in the first Berlin crisis, all regarded nuclear weapons a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realizing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all tried to use nuclear deterrence to convince the Soviet Union of its certai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ion would make it unbearable, and in this way discourage Kremlin policymakers from taking such ac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U.S.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basically disappeared, but the same thing is true. But the target of deterrence has become Russia, which inherits much of the Sovie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gacy, and other political entities that could launch a WMD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rce of policy ideas,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deterrence function by the decision-makers in Washington in response to the first Berlin crisis has set a benchmark for the nuclear strategic thinking of successive US govern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