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心玲、谢翔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降落伞。当降落伞降落到离地3000米左右的高度时，降落伞包爆炸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爆炸声在空中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拥有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综合国力，只用了两年八个月。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四十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刻在他们心中的历史。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指出：“有原子弹，氢弹一定要快”。然而，氢弹的发展是理论和制造技术。比原子弹还要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对氢弹技术严格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英祥看到，美国有记者曾在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及氢弹问题。结果，记者被美国当局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信息。秘密。事实上，文章中引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过，不可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氢弹的研制完全是自力更生，从零开始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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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开始？当时，研究人员只知道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众所周知，氢弹的当量是原子弹的数十倍或数百倍。至于如何制造氢弹，没有人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英祥回忆说，年轻的科研团队迅速投入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个方案。一个接一个的方案经常被提出然后被拒绝。毫无疑问”的情况。技术和精神上的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内专家”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开始就一直“隐姓埋名”，参与研究氢弹的原理。计算复杂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1960年代初期，上海只有一台计算机每秒可以执行10,000次操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当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原子弹试验上，余敏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拿着一个计算尺来计算白天和黑夜。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觉得很重要，但怀疑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于敏想了好几天。一天晚上，他一觉睡到半夜，突然从梦中惊醒，拉住妻子的手，大声喊道：“是，是，我清楚，我清楚！”让睡着的女士不知所措。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于敏突然有了灵感，实现了梦想的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艰辛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英祥说设计美国氢弹的人是谁，1965年，氢弹研制计划已经取得进展，几十名研究人员不得不从北京赶往上海，在电脑上进行计算。当时条件有限，上海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出门。
当时电脑用计算磁带打印出来的结果，很麻烦，而且计算磁带都是堆起来装在麻袋里的。科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仔细查看每条纸条，因为每一个计算机的眼睛都无法被打破，这可能会导致正确数据的丢失。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1965年9月开始，经过100天的计算，在能源的一个关键点上取得了突破。在这个问题突破之后，整个氢弹的研制似乎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进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家贤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到上海，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都很开心。
统计显示：邓家贤，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钊，32岁；欧阳宇，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英雄，加入核工业时只有30岁。早些年。在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年轻人占68%，26-35岁占25.5%，两者之和超过90%。
“金沙滩”上的青春奋斗
一位法国专家曾问钱三强：为什么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前期准备材料和理论”。
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青海金银滩草原已经开始建设221基地。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家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在221基地研制组装，运往西部试验场。
今年70岁高龄的王景恒，曾任221厂厂长。他见证了一群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年轻人的奉献和奋斗。
1960年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王景衡就接到了“前进”的通知。前面在哪里？在西宁。单位叫什么？青海省第五建设工程公司。因为是国防，王景恒知道是个掩码。
1961年1月，王景恒和四个同学从北京出发前往兰州。当时，兰州至西宁的动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乘坐以闷油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四个人挤在闷油罐车的角落里。西北的冬夜寒冷刺骨，三个人只穿了一件小棉袄。一个同学脱下了他唯一的一件棉衣，四人围坐一圈盖住，但他的手脚还是冻得麻木。运行了近10个小时，火车终于到达了西宁站，但从西宁到基地仍然没有交通工具。中国新年快到了。四个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卡车把生活用品送到基地。他们穿上当时给的四件：狗皮帽、棉大衣、大脚趾鞋、毛毡，然后坐在卡车的泡菜罐子上，被咬下转移到基地冷风。
“头顶蓝天，脚踩草原，我克服饥饿拯救了团队。”王景珩说，用这几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那个时候，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了。这支队伍能不能熬过生存考验，就关系到原子弹能否如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就半途而废了。因此，第一年，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厂。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小米面，一个月两元油，几乎没有副食，只能吃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我得到了锻炼，站稳了脚跟。”王景恒说，当时虽然困难，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乐观，觉得我们的事业大有可为，只要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
当时保密要求非常严格，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矿区公所。高原除了缺氧，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得很黑，却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事业。有同志回家，孩子问：“爸，你在矿区工作，你挖煤吗？”爸爸只能回答：“是的。”
在“矿区”的科研团队中，有一群科学家，王干昌、郭永怀、彭焕武、朱光亚、陈能宽……王干昌在基地呆了十多年.
1963年，王景恒被分配到221厂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和氢弹原材料的最后精整、成型和组装工作。
“科技民主”促进发展速度
“技术民主”是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英祥说：“有些院士谈起这个还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其中有王干昌这样的老一辈，还有朱光亚、邓家贤等年轻一代。这些专家他们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没有人看到或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如何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他们的心也没有底。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英祥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讨论设计美国氢弹的人是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讨论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想象力，擦出许多科学思想的火花，其中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是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突破。
“这种全技术的民主，让人感觉很舒服，凝聚了大家的智慧，调动了大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王景恒说。
李英祥说，40年后回顾氢弹的成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应该像当年一样有信心。本报，北京，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