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网史作者李奇
2019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历来双边关系中最受瞩目、联系最紧密的双边关系。在此之前，中俄作为最大的两个邻国，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稳定发展了20多年。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走向军事同盟，而是围绕现实和各自的战略目标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开始抵制与俄罗斯的商业关系，欧洲宣布不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争论正在浮出水面。同时，为解决因小麦大量进入饲料田造成的暂存小麦（从8000万吨到4000万吨以上）急剧下降，在风险下稳定小麦价格针对此次疫情，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自从开始允许俄罗斯全境进口小麦以来，很多人认为此举意义深远。
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最大和第二大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两国对欧亚大陆战略形势的关切具有很强的合力。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情况在大国博弈中也多次出现。本世纪也是中国从近代泥潭中奋力崛起的时代。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在本世纪多次向中国提供援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塑造了独特而复杂的中俄关系。历史背景甚至为许多人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带来了强烈的情感色彩。
在这里，我们全面回顾一下几段历史。
大革命时期的苏联援助
北伐的胜利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应共产国际要求加入国民党后，苏维埃政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协助中国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
1923年3月，应孙中山的请求，苏联政府向广州革命政府提供了近200万墨西哥银元的财政援助。并派五名军事顾问到广州。同年秋天，也是应孙中山的请求，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随苏联代表鲍罗丁抵达广州。此后，大批苏联军事顾问抵达中国支持革命。根据现有不完整名单，先后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下100人。但事实上，来华的苏联顾问数量要多得多。
黄埔军校的经费和军备也由苏联政府提供。客户包惠生曾回忆说：“苏联无条件补贴200万元现金，作为启动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免费运来的。”
同时，苏维埃政府也给予广州革命政府大量的武器支持。据现有记载，1926年前后苏联援华航空队轰炸机，苏联以记账的方式分四批援助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批包括日本步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大刀1000支、长矛500支；第二批包括9000支俄罗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第三批包括 40 挺马克西姆机枪、12 门大炮（每把枪都配有最新的瞄准具和药箱）和 1000 发炮弹；第四批，俄式步枪5000支，弹药500万发，机枪50挺，火炮12门，配备药箱和马具。
这只是有据可查的部分，实际数字更多。
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南方协助广州革命政府，还在北方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共接收步枪55857支、子弹58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0000余发、带子弹的机枪230门。汀、十八迫击炮及药品等。这些武器价值1090万卢布，超过了苏联同期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数量。
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给予了很多帮助。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苏联援助
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援助资金被派往上海支援共产党和红军
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终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经济援助的国家。由于红军根据地深入中国大陆苏联援华航空队轰炸机，而中共中央长期驻扎在上海租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费主要靠交接方式。为上海的中共提供资金。
在今天能看到的不完整记录中，比如：
1932年4月黄屏致执委会的信中提到：“1931年9月至年底，共收1.03万美元，1000两，1000墨西哥元。今年已收2.50,000 美元，包括 1.3 月 25 日收到的 50,000 美元。”
1934年，在伯格特的通信中，也有两次提到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于去年8、9月被移交给中国共产党，“24.560,000法郎，6.160,000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和中国共产党应获得每月 7,418 美元的固定财政援助。等等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围剿行动失败。党中央和红军开始了长征，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电信联系，援助中断。 1936年6月，中共通过陕北根据地新建的广播电台，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重新取得联系。 1936年8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通过宁夏的路线，承诺向中国共产党提供6000吨军械物资。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红军西路军损失惨重，在新疆收到了这批军械物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主要是财政援助。但同时，它也在一些重要技术上支持了中共。例如，1930年10月，远东局局长格利斯在一封信中提到：“请用1万美元帮助中共建立从上海到苏联地区的交通联系路线。 、无线电操作员培训课程以及无线电设备的购买。”这对后来中共和红军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的苏联援助
苏联空军援华抗战烈士纪念碑
1937年7月7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当时只有苏联愿意大规模支持中国的资金和武器。
1937年底，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据统计，苏联援华期间，援助中国的军事顾问达300多人。加上专家和技术人员，有3000多人。在咨询期间，中国战场上对日重大战役的大部分作战计划都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参与下制定的。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建造了大量防御工事。
在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军事顾问，苏联还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直接参加对日战争。 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援助空军和飞机抵达中国，包括一个战斗机旅和一个轰炸机旅，254名飞行员和工作人员。 1937年至1942年初，苏联向中国派遣了2500多名空军人员和1280多架飞机。中国有5000多名飞行员和地勤工程技术人员。
苏联志愿航空旅参加了25场战斗。他们与中国空军一起击落并摧毁了1049架日本飞机和100多艘舰艇。 235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同时，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借款，成为当时中国政府能够得到的最大、成本最低的国际金融支持。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三笔信用贷款。第一个大约相当于 5000 万美元，用于武器交付。 1938年1月协商确定，贷款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算，年利率3%，5年偿还。第二笔贷款仍为 5000 万美元，于 1938 年 7 月 1 日进行谈判，条款与第一笔贷款相同；第三笔贷款5亿美元，于1939年6月13日谈判，条款与前两批贷款相同（第三批贷款合同因苏德战争爆发未能全部履行） ，而中国获得了 0. 73 亿美元）。中国实际使用的三笔贷款超过1.73亿美元。
作为直接支持，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绝大部分是由苏联对华信用贷款支付的，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修理厂600家、汽车拖车等车辆1550辆、大炮1600门各种类型，14,000挺机枪。婷，机枪子弹2.1亿发。 31600发航空弹药、200万发炮弹、1.8亿发步枪子弹……大约可以装备20个师的苏联军械。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下，国民革命军第2、5、13、71、74军装备齐全。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华援助大减。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基本停止，大批飞行员和军事专家回国。但在1937年至1941年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毫无疑问，苏联的援助帮助了中国抗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援助
建新公司是苏联控制下在大连建立的解放军兵工厂，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在此期间，苏联也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解放国家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主要体现在对八路军和东北解放军的武器供应上。
这一点，陈云曾指出，“当时苏联低估了我们的实力，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仍然尽力帮助我们。”
据许彦将军研究，苏联对东北八路军解放军的武器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批：
刚开始，国共出兵收复东北时，初入东北的八路军在苏军驻军的帮助下，拿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八路军究竟获得了多少武器，后来唯一能看到的比较全面的数字，只有1945年11月30日陈云、高刚、张闻天向中央汇报的数字——“10万炮，300门大炮”。
1946年3月至4月，苏联从东北撤军，恢复秘密向中共移交武器。东北民主联军只有34万人全装备轻武器，近20万门火炮，各类火炮700门。 在这里获得了大约20万支枪。
1947年，在苏军的帮助下，解放军得到了一批武器。林彪在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你给我们的那批武器，我们已经装备了30件武器。步兵团，2个山地炮兵营。”后来，苏联通过朝鲜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2000辆武器。
徐焱将军总结说：“可以粗略估计，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交出的大炮约40万至50万支，各类大炮约2000支（在一些统计中，日制榴弹筒被列入错了）。”
除了直接枪械弹药，解放军还在苏联控制的大连建立了全军最大的军用生产基地。比如，华东野战军使用的炮弹，大部分是由大连“建新公司”生产，海运。淮海战役期间，为战场提供了20万枚山地、野战和榴弹炮弹。
正如许言将军所说，如果客观评价苏联援助中共武器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援助
用苏联援助武器战斗的志愿兵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综合国力非常薄弱。 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所需弹药超过1.41亿支，而国内军工生产能力只有1500多吨。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种单一，武器装备落后。中国不可能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打现代战场。
这背后，同时还有来自苏联的大量援助。 1950年前后，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新中国，苏联是唯一愿意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
志愿军刚进入朝鲜战争时，全军只有1300多辆。零件不平整，经常损坏。 1950年，苏联援助中国5000辆汽车。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援助志愿军车辆7.1万辆，包括运输车、指挥车等各类车辆。这些运输设备有力地保障了志愿者的后勤供应。 .
仅1951年初，苏联就用5800万发子弹的苏式步枪14万支，援助志愿军； 26000支苏式自动枪，8000万发子弹；苏式轻机枪7000支，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 2000挺苏联重机枪，2000万发子弹； 1,000 把手枪供飞行员使用 100,000 发子弹； 1000吨TNT炸药。还有装甲车、坦克、喀秋莎火箭炮、火焰喷射器、反坦克武器、通讯设备、高射炮等一些现代化装备和材料。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先后向志愿军整编后的94个步兵师提供了武器装备，武装士兵总数达141万。
抗美援朝前后，苏联向中国出售或捐赠了3000多架飞机，其中1000多架是性能先进的米格15战机。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大队。当然，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基本上都是中国买的，无偿援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中苏蜜月期间的苏联援助
在建的鞍山钢铁厂，一五计划援苏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之一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进入蜜月期。
中国政府决心走苏联模式，走重工业为主、军工为主、民用轻工业为辅的发展道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苏联专家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建议。 1952年，中苏两国决定建设50个重点工业项目。 1954年，中苏两国最终决定建设著名的鞍山钢铁厂、沉阳飞机厂等156个重点工业项目。
最终开工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 106家民营企业中，除东北地区50家外，其余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29家，西部地区21家。
在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中，重工业占70%。为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机械工业、化工工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等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工业化建设需要很多东西，资金、技术、设备、专家等等，缺一不可。苏联提供了大量资金、顾问、专家、技术资料等，在西方的封锁下，帮助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年困难时期的苏联援助
三年磨难，赫鲁晓夫曾主动提出援助我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1959年，中苏敌对，苏联撤回了大部分对华援助和人员。在随后的三年磨难中，一直有苏联“逼债”的说法。然而，到了 1961 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恢复对中国的国防和经济援助。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出通过借款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口头答复苏联大使，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但出于“竞争力”，不愿受苏联约束，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意以苏联粮食为后盾。
在提出向中国借粮后，1961年3月，苏联政府提出提议，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欠中国的10亿卢布逆差可在5年内无息偿还。苏联还提出在今年8月底前向中国贷款50万吨糖，然后在1964-1967年期间无息归还。中方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
1990年代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帮助
航母瓦良格号在回家的路上
1989年后，西方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只有一个可以借鉴的途径——前苏联。这一时期，苏联解体后诞生的苏联和俄罗斯、乌克兰对中国的军售和技术转让，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先看看俄罗斯。
中国自1990年以来向俄罗斯引进的先进武器包括：空军战机升级的关键苏27战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多用途战机苏30MK2和苏30MKK、先进的防空导弹S-300系统，世界领先的野战防空系统Doyle M1防空导弹，现代防空系统现代级驱逐舰，大型军用喷气运输机Il-76、革命性常规潜艇Kilo级填补空白，Mi-17被军航直升机等大量使用。
这些武器装备中有许多使我军装备水平从1970年代的6、提高到相应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武器装备及配套技术，在我国军工打破西方封锁、在武器领域快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乌克兰也有大量对华军售。
在乌克兰向中国出口的技术装备中，出售“瓦良格”号航母是中乌军工合作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军工的短板——包括加油机在内的飞机、舰船和坦克发动机、大中型水面舰艇动力系统、直升机动力系统、舰载机设计技术、大型运输机。设计技术、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空导弹等关键装备和技术。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乌克兰仍在为中国生产欧洲野牛重型气垫登陆舰，并提供技术供我国后继者制造。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国内建设中，苏联及其后继国家对中国给予了很多帮助。
虽然这些来自苏联和俄罗斯的援助，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和安全考量，但毕竟这些援助在各个时代都是有帮助的，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上述八个时期塑造了我们熟悉的欧亚大陆现状，也塑造了中俄中错综复杂的战略现实、外交关系和情感联系。面对这一刻，我们对现实政策的关注无法绕过这一历史背景及其背后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