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式发布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专门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科技民族主义”思想在美国盛行。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科技增长的政策尝试始于奥巴马第二任期，并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加强。拜登自上任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政策旨在限制中国技术，包括进出口管制、出入境投资限制、电信和电子产品许可制度、签证禁令和金融制裁。
美国对科技竞争对手的打压和压制由来已久
为了确保其全球技术霸权，美国在技术上打压其他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美国为了打赢冷战，曾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和高科技转让限制。
1947 年，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提议扩大出口管制。 1948年，美国商务部咨询委员会提出控制对外出口选择权，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获得某些重要商品，并利用对外贸易管制来达到技术遏制的目的。随后，杜鲁门政府公布了管制清单，全面禁运的物资包括用于制造和生产武器弹药的战略物资，以及含有先进技术的母机和装备，如特种重工设备、精密科学仪器、电子尖端仪器和稀有金属等。限制出口的材料包括铅、铜和锌等工业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设备。 1949年，美国颁布《出口管制法》，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范围扩大到与战略物资密切相关的技术物资，并加强了出口许可证的审查和发放。杜鲁门政府积极拉拢其他西方国家联手成立“控制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的委员会”，即巴黎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该组织除了在欧洲建立针对苏联的遏制体系外，还利用援助项目胁迫其他国家参与经济遏制和技术封锁，禁止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出口规定的300多种“战略物资”在该法案中对苏联和其他社会。国家。
随后，美国政府变相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全面武装运动”上演。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在继承遏制理论的基础上，放宽了部分非战略物资的出口。肯尼迪上台后，对苏联实施了放松政策，但对非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的放松并未实施。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接触”、“克制”和“实用”三大原则，偏向于放松。当时，美国的对苏政策可以说是两个方面的结合。它不仅用经济手段鼓励苏联克制，还用军备控制等手段打压苏联。
197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分析》报告（“Bussie Report”），标志着经济遏制重点正式转向高科技。此后，限制高科技转让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国策。 1978年，卡特政府制定了《重要军事技术清单》，10多项尖端技术被列入禁运范围。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苏联经济遏制和高科技转让的控制力度。 1982年，美国与“巴统”国家联手扩大高科技控制范围，遏制苏联科技发展。里根政府还积极扩大技术出口管制，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和制止有助于增强苏联军队实力的技术出口。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巴统”也宣告解体。在美国的操纵下，33个西方国家于1996年在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 ，决定实施新的禁运清单和信息交流规则。该协议实施了与“巴统”类似的两个管控清单：一个是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先进材料、物料搬运、电子设备等9大类；另一个是军品清单，涵盖各类武器弹药、装备和作战平台等22大类。中国仍然是被禁运的国家之一。
自 1970 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经济和技术竞争对手。 1972年，美国为日本卡西欧公司违反反倾销法开脱，拒绝继续向日本提供生产半导体的核心材料。日本企业遭受重大打击，卡西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 80% 暴跌至 27%。 1986年签订《美日半导体协定》，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外国公司在日本获得20%的市场份额。协议签署后不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3亿美元的芯片，并征收了100%的惩罚性关税。此后，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泡沫迅速膨胀，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1992年，美国重新夺回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市场，在日本的份额达到20%。 1993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芯片出口国。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做了很多恶行
2017年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在出口政策、投资限制、技术和贸易限制等方面频频采取损人不利己的打压措施，企图永远主导中国。世界技术生态系统。
一是进出口政策限制。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新兴和基础技术产品的出口； 2020年修订《外商直销产品规则》限制华为，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政策豁免； 2021年，限制将增加，许多中国公司将被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控制清单。 2018年，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禁止美军购买和使用大疆无人机； 2021年，提出禁止5家中国公司的设备； 2022年即将颁布的所谓“涉疆法案”也包含相关技术限制。
第二个是使用、支出和投资限制。 2018年对华武器禁运是好是坏，特朗普签署《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限制政府及相关承包商使用中国科技产品； 2020年，华为和中兴被认定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禁止从这两家公司采购设备。 ; 2020年12月，要求拥有中兴或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和更换”这些设备。 2018年通过相关法案，授权扩大外商投资审查范围，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设置障碍； 2021年，公布了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通过了《外国公司责任法》。该法案主要针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
三是对电信、设备许可和技术交易的限制。 2020年将通过《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并公布FCC的“监管清单”，禁止联邦资金用于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公司将被列入名单； 2021年取消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电信运营许可证； 2021年通过2021年安全设备法对华武器禁运是好是坏，以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禁止华为、中兴等公司审查或发放新的设备许可证。 2021年初，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8个中国移动应用进行交易。使用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特定威胁的外国信息技术和服务。
第四是签证和司法限制。在签证限制方面，2020年，与中国军队有关联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将被取消；同年，限制中共党员入境； 2021年将对部分华为员工实施签证限制。在司法限制方面，2018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中国倡议”，系统调查了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合作的科研人员， “盗窃知识产权”。
五是经济制裁和断链遏制。在经济制裁方面，许多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一般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与名单上的自然人和实体进行任何交易，也不允许名单上的自然人和实体进入美国控制的金融系统； 2021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包含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企图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断链遏制方面，2020年美国提出“人工智能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概念，阻碍了中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2022年，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等组成“芯片四方联盟”，以遏制技术崛起的中国，并在全球供应链上对中国形成包围圈。
美式科技霸权与世界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夸大“科技民族主义”，谋求科技霸权，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也是支撑美国其他霸权的基础。近年来，美国政府在科技遏制方面频频出台各种打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霸权措施，对全球科技合作和供应链布局造成不良影响，造成全球科技“缺口”。不仅关闭了，还可以架桥，而且会一天天增加。
分析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无非是通过控制关键技术，实施技术出口管制，收紧金融管制，通过限制准入和与盟友合作施压供应来实施市场管制竞争对手的一面。为了维持其技术优势，它寻求特权和巨额财富的垄断。
鉴于对华制裁效果不尽人意，以及美国经济损失严重的客观情况，美方在坚持“高墙小院”技术战略的同时，适度调整表面制裁，营造放松和放松的氛围。企图迷惑中国。一方面，美国在非核心技术领域向中国释放了宽松信号，包括向华为、中芯国际供货，并计划推出关税排除清单，以弥补中国损失的部分损失。美国公司的市场，并试图让中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美国频繁与盟国联手，在供应链上形成闭环，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意在加大对中国核心领域的技术封锁，在关键供应链和产业链上逐步实现“印太经济框架”。去中国化”，实现对华制裁的“外松内紧”。
事实上，虽然美国的科技霸权战略重点针对中国科技企业，但在打压中国企业的同时，一旦发现任何国家，包括其盟国，对其霸权造成影响，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攻击。这种随心所欲的技术霸权行为，已经让许多“被技术奴役”的国家警觉起来。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形成共识，共同开创技术新格局。事实证明，美式科技霸权与全球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必然会引起被压迫者的团结和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