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最具颠覆性的军事改革。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是实现联合指挥、军政军令体系适度分离、作战力量重新整合。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这一轮军改是为了模仿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
然而，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艰难的改革过程。其中，198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6）无疑是一个“关键的飞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可能是自 1775 年大陆会议创建大陆军以来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变化。”
时任参议员武装部队高级顾问、法案主要起草人詹姆斯·R·洛赫三世的《波托马克河上的胜利》一书不仅详细记录了改革的全过程，而且让后来的人们有机会一睹当年改革的内幕。
阻碍改革的三座大山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美军并不是现在在世界各地作战的“王师”。随着国际形势和战争形式的变化，美军不能依靠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来压倒对手。自身军种的分工，缺乏统一指挥协调，暴露了其短板，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遭遇挫折。 1980年代初，美军内外呼声众多，呼吁进行新一轮改革。核心诉求是建立联合作战体系，提高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军体系中的地位。
但改革的反对声同样强烈，有三座看似不可逾越的大山。
第一座山被称为传统。美国人厌恶职业军人的概念，相信权力制衡，相信“业余公民军人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反对建立“普鲁士军队式的总参谋部”，甚至抵制集权。二战后，艾森豪威尔多次尝试推动建立联合作战体系，但均遭到强烈抵制。为此，他曾感叹：“美国生来就有权力分权的传统，这与建立联合作战体系的一切努力背道而驰。”
第二座山叫军。基于各军种利益的服务主义传统在美军中根深蒂固。二战后，美国成立国防部，在政府层面统一各军种，试图消除军种对军事体系的影响，但同样没有成功。到 1980 年代初，军事主义继续卷土重来，“四军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与其依法承担的责任不相称。”
其中最顽固的是海军。美国海军拥有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海军认为，所谓建立联合作战体系，是陆空军联合取消海军独立的阴谋。更糟糕的是，当1986年海军部长雷曼改革时，不仅是强硬的兵役，而且还是一位政治老练的政治家，是国会保守派的宠儿。在保守派的支持下，他继续在五角大楼和国会发挥影响力，还与海军接触，千方百计阻挠改革。
第三座山是国防部长温伯格。温伯格对军事改革没有兴趣。 “如果一个东西没有坏，就不要碰它。”在他看来，军事改革将影响他推动军费开支和军事扩张等里根的关键政治议程。由于温伯格和里根关系密切，这也意味着军事改革不仅会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还会得到白宫最高层的政治支持。
天气、地点、人都对改革不利。美国的军事改革进展如何？
作为政治议程的改革
改革的本质是推进政治议程。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不是光喊就能成功，每一次改革都离不开利益的深刻调整和复杂的政治博弈，甚至是角力。
军队的改革更是如此。作者指出，人体组织具有影响整个身体的生物学特性。军队是最严密的人类组织。它不仅在系统内部具有很强的联系，而且还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抵制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变革力量。改革军队这样的大机构，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推动力，还需要一系列有利于改革的内外条件和环境。
改革需要制度保障。二战后美军的改革都是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完成的。美国立法机关的充分代表权不仅赋予了改革合法性，也保证了改革可以充分讨论、充分酝酿，始终在稳定稳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不会失控并犯“颠覆性错误”。
改革需要领导者。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琼斯从军队内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他在听证会上呼吁国会授权对军事指挥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也导致了他的同事的猛烈抨击。时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里·戈德沃特是一位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也被称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旗手”。戈德华特与军队的天然联系，无论是情感上还是专业上，都使他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完美人选。在推动改革时，琼斯和戈德华特都处于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支持改革不是为了通过改革获得一个一次性的职位，而是为了对国家、军队和军队的责任感。历史。
改革需要充分的公众讨论。在这里，美国发达的智库和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CSIS、兰德等知名智库参与了改革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实施建议。美国主要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国防体制改革的报道，引起舆论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各种媒体成为军改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战场。随着改革的推进，双方在舆论领域的对抗也更加激烈。
改革需要突破。 1983年对黎巴嫩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的袭击以及入侵格林纳达的挫折将美国军事指挥系统的缺陷直接暴露在国会的炮火之下。美军在装备采购上屡屡爆出的“高价马桶”、“高价螺丝”、“高价烟灰缸”，在舆论上引起强烈震动。迫于压力，里根被迫同意组委会对军事采购系统进行审查，从而启动了实质性改革。
改革也需要政治手段。 Goldwater 在参议院任职 30 多年，在推动有争议的法案方面经验丰富。他将国防部整编工作作为武装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成功实现了两党在改革问题上的合作。在第一版法案中，他加入了“罢免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极端提议，以吸引批评者的火力，掩盖增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权力的真实政策意图。
最终，国防部重组法案以压倒性优势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里根虽然没有全力支持，但在舆论和国会的压力下签署了该法案38集团军和美军对比，1986年美军改革最终获得成功。
改革总是在路上
改革虽然极其困难和复杂，但如果成功，“将获得丰厚回报”。尽管该法案通过后仍有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但四年后，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改革后的联合作战体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在战后总结中将1986年的国防部整编法案作为“胜利的关键”的第一条。
到 1990 年代，《国防部重组法》的成就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曾强烈反对改革的陆军参谋长威克姆也承认，“该法案实现了80%的目标，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贡献。”
1986年的国防部改组并不是美军改革的结束，美军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进入21世纪后38集团军和美军对比，美军改革再次加速。当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时，他专注于打造更轻便、更灵活、更易于部署的美军，并对五角大楼进行了彻底的变革。
2010年，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军提出了“海空一体战”和“全球公域干预与联合机动概念”。 2015年11月，在1986年国防部重组法案通过30周年之际，现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呼吁重新审视国防体系，为新一轮改革和调整做准备。
可想而知，中国的军事改革进程同样艰难复杂，阻碍改革的力量可能更强大。但是，外界很难知道中国军队改革的作战规划、决策乃至博弈过程。如何评估改革的成效？我们如何确定改革正在按照既定的指导方针实施？应该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由于国情不同，“用全部经验”进行美军改革未免幼稚，但更充分的公开讨论应该是应该的。其他领域正在推进的改革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